一

2001年9月到12月，我在学校为现当代文学专业部分研究生组织了“近年诗歌选读”的课程。本书收集的，就是这次课的内容。中国现代诗的细读（或“导读”）这种性质的课，自80年代以来，北大中文系已有多位先生开设过。记得80年代中期，谢冕先生就开过“朦胧诗导读”，我还参加了其中的一部分。在此前后，孙玉石先生也有“中国现代诗导读”的课。孙先生的这一课程持续多年，选读的诗作，涵盖自20年代的“初期象征派”，到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派”“中国新诗派”的“现代主义”有代表性的作品。他的讲授和课堂讨论的成果，部分已结集出版。

80年代在大学课堂上出现的这种解诗（或“细读”）的工作，其性质和通常的诗歌赏析并不完全相同。它出现的背景，是“现代诗”诗潮的兴起，和“现代诗”与读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并直接面对有关诗歌“晦涩”“难懂”的问题。以中国20世纪诗歌状况而言，伴随30年代现代派诗潮所提出的诗学问题，“晦涩”“懂”与“不懂”是其中最被关注的。这个问题，在八九十年代重又出现。解诗和“细读”活动，其基本点是借助具体文本的解析，试图探索现代诗有异于传统诗歌的艺术构成，也试图重建诗歌文本和读者联系的新的途径。如果依朱自清先生的说法，那就是，这种解析自然也要“识得意思”，但重点关注的可能是“晓得文义”。80年代以来解诗、“细读”所依据的理论和方法，显然受到英美“新批评”的启发，而直接承继的，则是我国30年代《现代》杂志和朱自清、废名、卞之琳、朱光潜、李健吾等在三四十年代在诗歌解析上的理论倡导和实践。当然，也会从台湾一些诗人、批评家那里接受影响。

不过，“近年诗歌选读”这门课的目的其实要简单得多。开这门课的原因是，大概已有近十年，中文系没有开过当代诗歌的专题课。从我自己方面说，90年代初，在和刘登翰合作完成了《中国当代新诗史》之后，我的研究和教学便转到当代文学史，和现当代诗歌的关系不再那么直接。也读诗，但不很经常，也不很系统。零散的阅读所形成的印象是，90年代确有不少好作品，也有不少好诗人。不过，在90年代中期以来，诗歌写作现状受到越来越多的严厉批评，使我对自己的感觉也发生了怀疑。于是想通过这门课，来增强对这些年诗歌的了解。我觉得，在对近年诗歌的看法上，我自己（还有一些批评家）作出的判断，有时只是凭粗糙的印象，不愿作比较深入的了解；而这是相当不可靠的。组织这门课的另外原因是，我认为，在诗与读者的关系上，固然需要重点检讨诗的写作状况和问题，但“读者”并非就永远占有天然的优越地位。他们也需要调整自己的阅读态度，了解诗歌变化的依据及其合理性。因此，我同意“重新做一个读者”的说法。选读“近年诗歌”，目的也是要从“读者”的角度，看在态度、观念和方法等方面，需要做哪些调整和检讨。

二

这个设想，得到许多爱好诗的朋友、学生的响应。为这门课所做的准备，事实上在2001年五六月间就已开始。在看了我的有关课程目的、方法和选读的诗人名单的初步设想之后，臧棣和一些学生提出了补充、修改的建议，他们还确定了具体的篇目（后来上课时，篇目有所改动），并将选出的作品汇集编印成册，发给参加这一课程的学生，让他们在暑假期间有所准备。因为课程时间的限制和我们设定的目的等方面的考虑，我们选读的，主要是“活跃”于近十年的，与“新诗潮”关系密切的诗人。因此，我们没有将在90年代仍取得出色成绩的老诗人（牛汉、郑敏、昌耀、蔡其矫等）包括在内。北岛、杨炼等“朦胧诗”代表人物的近作，也没有列入。也没有选读海子的诗，不过，由于多多的诗在过去评论不多，觉得有必要予以关注。另外，90年代出现的一些有活力更年轻的诗人，这次也没有能涉及。

在9月初开始的第一次课上，由我对课程内容、方法和参加者要做的工作做了说明。第一，每次课读一位诗人的一二首作品，由一二位参加者担任主讲，在此基础上展开讨论。主讲人的报告一般限制在50分钟以内，以便其他的人有时间交换意见。第二，主讲和讨论以所选作品的具体解析为主，也可以联系该诗人的创作特征、创作道路，以及近年诗歌的一些重要现象、问题。另外，上课时，参加者要提交对选读作品的简短的评论文字。在每次课结束前，由担任下次课主讲的同学布置需事先阅读的材料。第三，鉴于大家肯定有各不相同的诗歌观念，对当代诗歌的了解程度也各不相同，因此，提倡一种平等的、互相尊重的态度，也提倡不同意见、方法的互补和对话。归根结底，重要的可能不是要给出某种答案，或达到某种“共识”，而是呈现富于启发意味的多种可能性。第四，上课时进行录音。课后，由主讲人对课的录音加以整理。在整理时，主讲人可以依据讨论的意见，对自己的解析做修改、补充，并提供进一步了解这位诗人的参考资料。第五，参加这次活动的，除部分现当代文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外，还请了臧棣老师给我们以指导。吴晓东老师根据他的工作安排情况，也会抽出时间来帮助我们。因为讨论课有许多环节需要协调、组织，请钱文亮和冷霜两位同学协助我主持这门课。后来的几个月里，课进行得还算顺利。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有的课进行得不是很理想；如发生过相当情绪化的激烈争吵（在讨论翟永明诗的课上），而矫正后气氛又偏于沉闷；由于有的同学对诗很有研究，在实际上“压抑”了另外一些同学讨论的积极性，等等。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我在主持这次活动上，准备还欠充分，也缺乏经验。但总的来说，还是取得了预期的成效。最让我感动的是参与者的认真、积极。特别是各次课的主讲人，准备时用了许多时间，阅读了大量相关资料，对诗的解读务求细致而有新意。实事求是地说，其中不少解读与讨论，有较高水准，我从中学到许多东西。相信不少参加者和我一样，既增强了对近年诗歌的了解，也在诗歌分析、批评上得到一些有益的训练。这些成果，对于近年诗歌研究的深化，对于进一步了解当代若干重要诗人的创作风格，对于深入探索现代诗歌阅读的问题，相信会提供有益的借鉴。这是为什么要把这次课的内容整理成书的原因。

自然，事后检讨，也存在一些缺憾。我们处理的是发生在身边的现象。缺乏必要的距离，眼界、趣味、鉴赏力上的局限，极有可能使另一些重要诗人没有被涉及。出于课程的性质的考虑，在作品的选择上，会更多注意那些能经受解读“挑战”的、复杂和有更多“技术”含量的诗，而相对冷落那些“单纯”的好作品。在阅读方法上，对于“解”的强调，相信也会多少忽略了对“感”的能力的调动。另外，阐释与批评之间的关系，也值得进一步思考。近些年来，渲染诗歌“神秘性”的观点受到质疑，诗歌写作的技艺性质得到强调：这对我们来说确是一种“进步”。不过，在我看来，有成效的诗歌写作和诗歌文本，“神秘性”似不宜清理得过于干净。一方面是人的生活，他的精神、经验，存在着难以确定把握的东西，另一方面，写作过程也不会都是工匠式的设计。因而，在“进入”诗歌文本的方式上，“感悟”的能力相信是相当重要的。在这里，解析的细致和确定，与感悟所呈现的多种可能的空间，应该构成解读中的张力。在很大程度上，阅读的“快感”其实并非主要来源于对语词、意象确指的认定，而在于探索诗歌由语词所创造的“诗意空间”。在处理这两种关系上，课上的有些解读可能存在一些偏向。

三

在课后的录音整理和本书的编辑上，还有几点需要作些说明。讨论翟永明的诗《潜水艇》、臧棣的诗《菠菜》，因为录音出了差错，讨论的经过没有能记录下来。这是颇感可惜的：因为这次讨论是较为生动的一次。讨论多多的诗的一课，由于各种原因，情况不很理想，这次也没有收入。对西川的解读，主讲人做了认真准备，提出了他对《致敬》一诗的理解。考虑到对这首诗可能还有另外的理解，也请姜涛在课后补写了解读文字，作为课上主讲部分的参照。钟鸣的诗本来也在细读之列，因为时间关系后来没有进行。这一次课也只好空缺。这都是遗憾之处。

在诗的细读全部结束之后，我和一些学生认为，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有必要对近些年来的诗歌问题、现象，作一点初步的描述。商议的结果，决定采用“关键词”的方式，以便使涉及现象相对集中。因此，课的部分参加者又分别撰写了诸如“写作”“叙事性”等旨在描述近年诗歌现象的文字。后来，并就这些问题交换了意见。这些都作为课的补充，一并收录在内。

全部文稿的整理，断断续续拖了半年多的时间。在交到我的手里时，已经是今年的初夏。在对整理稿通读之后，我作了一些必要的处理。有的是技术性的，如改正错字，修改一些即兴发言时容易出现的啰唆、语意含混的地方。对主讲报告，以及讨论发言，因篇幅原因，做了一些压缩。讨论时的发言，也在保持原意的基础上，有一些整理修改。因此，目前的这部书稿，事实上已不完全是上课时的“原貌”，我只能说是“大体不差”而已。

四

在书稿整理的中间，我也曾发生过一点小的犹豫。事情是由一位学生的话引起的。

这位学生，今年夏天刚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他做的题目是新诗与传统诗歌的关系。我很清楚，他对中国新诗的态度非常轻蔑。大学本科，学的是工科的热动力专业，硕士阶段钻研的是宋代诗词，待到读博士学位时，改为当代文学。他报考北大当代文学博士生时，学习、研究的目的就十分明确，这就是思考中国的古典诗歌是如何“没落”为一败涂地的新诗的。三年的学习过程中，我们曾有多次争论，但谁也没有说服谁。其实，我并不是想要改变他对新诗的看法，而是觉得他的思路和方法应有所调整。他很用功，对“学问”甚至可以说是“痴迷”，阅读范围很广，有些方面也很有深度；对权威学者和经典论著，从不盲从；也不考虑表现、观点对自己的“前途”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颇为可贵的。

这位学生在通过论文答辩后，有一次和人聊天，又说到对中国新诗的评价。他说，新诗其实是个很丑很丑的女人，但是有人给她涂脂抹粉，穿上皇帝的新衣，让她坐进花轿里；给她抬轿子的有三个人，一个是谢冕，一个是孙玉石，一个是洪子诚；前面还有两个吹鼓手，一个是臧棣，一个是胡续冬……

当朋友把这些话讲给我们听时，我和在座的老师都大笑起来，觉得比喻和描述，真的很生动，颇有创造性。当时，这些话对我并未产生多大的“震动”。主要是自80年代末以来，我对自己的工作、研究，就时有疑虑，想不出它们的意义何在。但是过后也不免有些“伤感”。我因此想到了两点。一是，我所在的这个学校，这个系自8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有关新诗的学术环境，是否对有不同看法者构成无形但强大的“压抑”？给新诗“抬轿子”、当“吹鼓手”的人其实很多，更有重要得多的人物。专提北大的先生和学生，想必是出于在这一环境中的具体感受，是一种“忍受”解除之后的“释放”。他的“笑话”或许能提醒我们，在继续肯定自己的学术观点的同时，也要对其中可能有的问题保持警觉，特别是意识到这只是一种声音，因此注意倾听相反的或有差异的声音，提防自己的观念、趣味、方法的封闭和“圈子化”。我想，对这本书的内容，也应该这样看才好。

另一点是，新诗真的是那么丑陋，那么不堪入目吗？仔细想想，我还是不能相信这位学生的描写，对于新诗的“信任”也还不愿意动摇。这点信任其实无关高深的理论，只由个人的见闻和经验来支持。即使是90年代的诗，它被有的人说得一无是处，但是，它们中有许多曾给我安慰，让我感动，帮助我体验、认识我自己和周围的世界，表达了在另外的文学样式中并不见得就很多的精神深度。而且我还看到，有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投身”于诗，在诗中找到快乐。他们为了探索精神的提升和词语的表现力而孜孜不倦。这一切，就为新诗存在的价值提供了最低限度的，然而有力的证明。说真的，在当今这个信仰分裂、以时尚为消费目标的时代，这就足够；我们还能再要求些什么呢？

2002年8月，北京蓝旗营

摘自《在北大课堂读诗》，洪子诚主编，新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