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回答六个问题

提问者：冷霜

回答者：洪子诚

一、你什么时候开始学术研究的？为什么选择“当代文学史”？在你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问题》（1986）和《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1990）里，已经出现了后来《中国当代文学概说》（1997）的一些问题雏形；它们虽然与当时文学批评的品格有明显不同，却与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批评”颇为接近。在80年代，转向文学史研究是你当时明确的选择，还是希望藉这样的方式来做一种带有历史品格的“深度批评”？

如果不是看得那么严格的话，在北大读大二、大三的时候，好像就和“学术研究”沾上一点边。正赶上“大跃进”（“它”所属的时间段落，近来被称为“激情燃烧的岁月”），毛泽东号召青年“不要被名家权威吓倒”，说青年人可以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我们便参加到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集体编写教材的运动中。我所在的班批判的是王瑶先生，我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讲到这件事。接着又编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古代戏曲史的教材。“戏曲史”也印出来了，但不是正式出版，属于现在说的“非正式出版物”；质量可想而知。另外就是58年冬天参加“中国新诗发展概况”的编写。后面这件事，《中国当代新诗史》（1993，与刘登翰合著）的后记里提到过。记得是当时的《诗刊》副主编徐迟先生倡议、组织的。谢冕、孙玉石、孙绍振、殷晋培比刘登翰和我高一个年级。在一个多月的寒假里，读了几百部新诗集，每人分工各自写出一章；加起来大概有十多万字。分给我的是30年代初的部分。《概况》在《诗刊》上登载，但是只发了前面的三章，没有登完。原来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打算出单行本的，也取消了。原因不大清楚，估计是和60年代初形势发生变化有关系。编写“概说”，运用的是当时提倡的“以论带史”的方法。我们将重要的诗人、诗歌现象，分门别类地安置在进步、革命与反动、颓废这两种“诗风”之中。80年代，我和刘登翰回忆这段经历时，总是很惭愧，说过“重读这些文字，除了为当时的勇气吃惊和幼稚汗颜之外，已无多大价值可言”（《中国当代新诗史》后记）这样的话。现在再想起这些事，歉疚的成分比较少了，有时反而会觉得有趣；漫长而偏于乏味的一生里，毕竟还有一些能记得住、有趣味的事情。58年，毛泽东曾经引用唐朝刘知几的话，说写历史要有才、有学、有识。他解释说，“识”不是指知识，是指善于识别风向，看刮什么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们就是把新诗过程，描述成“东风”与“西风”争斗的历史。到了80年代以后，新诗史又是另一番模样，“历史”被“颠倒”了过来，有点变成“西风”压倒了“东风”了；当然这种对立的图景，不像58年描绘的那样僵硬、极端。其实，“两条道路”的处理方式，并没有失去生命力；而对“风向”的敏感，则在任何时代都是必须的本领，学术研究也是如此。在90年代末的诗歌论争中，“两条道路”的划分不是再次出现吗？这回，代替“无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反动”等概念的，却是“知识分子”和“民间”。

说到选择当代文学史，“选择”这个词意味着有很大的主动权。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或者说，我的“选择”，是在不断明白做不了什么事之后的结果。上大学的时候，许多人都曾做过作家梦。那时，秦兆阳、钱谷融先生的理论文章产生很大反响，却比不上王蒙、宗璞的小说在我们心中引起的激动。但是，系主任杨晦先生总是反复提醒、告诫我们，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事实证明我也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写过一些诗，几个短篇，投给当时北大学生办的刊物《红楼》，都被退了回来。这对我是很大的打击。我模模糊糊意识到在观察力、想象力上的严重缺陷，便很快打消了写作的念头。因为有这样的经历，直到现在，总觉得从事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大半是因为写不好诗、小说，才不得已操持起这一行当（事情自然不是这样）。61年大学毕业留在学校教写作课。文革后，北大写作课取消，教师的专业要重新安排。大学期间和毕业后的几年里，我并没有特定“专业”的知识积累，只不过因为兴趣，对现当代文学比较关心。正在为出路发愁的时候，天无绝人之路，原属文艺理论的张钟、谢冕先生筹建当代文学教研室。他们找到我，我很高兴有了“归宿”。当然也不完全是被动的。当时文学界的热闹情景，文学的显赫地位，当代文学因“历史承担”表现的庄严姿态，都让人向往。许多人的关注点，都在“新时期”的文学现状，文学批评吸引了众多的才情横溢者。我也跃跃欲试，写了一些评论朦胧诗、伤痕文学的文章。有的登出来了，却没有什么新意；有的自觉气馁便扔在一边。1980年春天，也去参加在南宁召开的“全国诗歌讨论会”。那时广西总在下雨，漓江水的浑浊的印象，还是当年留下的。会上，诗人、诗评家都在为朦胧诗激动不已，我提交的论文却是已“淡出历史”的田间。在会后编集出版的《新诗的现状及其展望》一书里，在热烈讨论新诗现状与前景的诸多文章间，我的《田间诗歌的艺术特征》就显得颇为滑稽。当时，我也算是“站在”朦胧诗“一边”的，却说不出什么较为像样的道理；更没能有谢冕、孙绍振那样的“崛起”的宏观论断。我意识到，由文学史意识、艺术敏感和开阔的前瞻视野所支持的“文学批评”，是我力所不逮的。加上在那个时候，对一些作家作品，我的印象常与“共识”不大合拍，对自己的判断力也产生过怀疑。也因为教学工作要求注意“十七年”的资料，我便“选择”了当代文学史。正像有的学者说的，在80年代，“当代”是没有“历史”的：人们都在努力离弃、否定“当代”的前30年。在一种“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设计里，这30年，尤其是文革，被作为一种“异端”，作为正常肌体上的赘疣删除（对这段历史在80年代的处境，戴锦华先生有过很好的概括：“被种种的断裂说所切割的前30年，成了一处特定的禁区与弃儿，在种种‘借喻’与‘修辞’间膨胀，又在各色‘官方说法’与沉默不屑间隐没。当代史由是而成了不断被借重并绕过、在众声喧哗之中分外沉寂的时段。”））因此，当时翻阅“十七年”、文革期间的报刊和作品集，常觉得很茫然：是不是在虚掷着时光？唯一得到安慰的是，因为关注的人相对较少，不是热点，没有许多的争论，这个领域暂时显得安静。这也正是我比较能适应的环境。

说起来，在80年代，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之间的界限其实不是那么清楚。许多优秀的批评家，也是文学史家；反过来也然。这不仅是他们既写批评文字，又写文学史论著，更主要的是“批评”与“文学史”的品格在当时的互渗。只要回过头翻阅80年代出版的“新人文论”丛书（浙江文艺出版社）和“文学探索书系”（上海文艺出版社），就能明白这一点。文学批评与现当代文学史界限分明，是在90年代以后。90年代文学批评的“萎缩”，以及“学术”地位的上升，原因我相信是多方面的。文学、文学批评和研究，不再承担像80年代那样的重任。80年代，国家在建构新的意识形态、维护政权合法性及实现社会“转轨”上，需要文学知识分子（作家、文学批评家）的“合谋”。这种情景不会再集中出现；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冷落。构成80年代文学写作与批评激情主要来源的“启蒙精神”，其能量也已衰减。大众消费文化的主流地位的牢固确立，严重挤占“精英文学”及对它的阐释（文学批评）的地盘。大学为主体的教育、研究机构学术制度、规范的“完善”，提升了“学术”的等级。文学位置的边缘化，以及“批评”下降，“学术”上升，这种现象如果理解为下滑的话（事实上，也并不只包含负面的意义），那也是难以阻挡的。记得80年代末，读过英国批评家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这个小册子写在1977，中译本出版的1981年。那时，人们关心的是现代派，存在主义，这本书好像没有什么大反响。在这本书里，他讲到“传统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发生的变迁。活动区域从苏联、东欧，转移到欧洲西部；从理论与政治实践密切结合，到逐步脱离革命实践走入学院；理论中心由政治学、经济学，转向哲学；研究“主题”倾注于“上层建筑”，而且是与“经济基础”距离最远的文化、艺术。从他的描述中，我看到很难抗拒的“退却”，读出一点“悲剧”的色彩。当然，这种悲观，好像不是书里原有的，是我放进去的。我们现在是否也在经历性质相似的“滑落”？

二、 “当代文学”发生演变至今，在时间段落上与你的生命成长大致是重叠的，尤其50至70年代的文学历史，恰好是你从青年步入中年的阶段。这一时期的生活经验对你的学术工作有何影响，诸如研究动机、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等？你怎样看待和处理这种影响？

“影响”是肯定存在的。我们的思想、情感、语言、生活与想象方式，都是特定“语境”“给予”的。不过，生活经历与所处理的对象在时间（甚至事件）上的“重叠”，对研究究竟是财富，还是障碍？王光明先生谈到我的文学史，说它的优点是“努力克服主观视野的遮蔽性”。不过，赵园先生的看法有些不同，她肯定的是“个人的当代经验之于当代史研究的正面意义”。她说，“关于记忆的不可靠，个人经验的局限性、相对性，我们已经知道得太多，个人经验的积极意义却还有待于证实与发掘”。在文学史研究中，对个人经验的重视与抑制，这两个方面都存在，也经常发生冲突。从主观意图而言，我更警惕的是那种“自恋式”的态度，对个人经验不加反省的滥用，以及将个人经验、记忆简单转化为道德判断的倾向。当然，“个人经验”确实不只具有消极的意义。但是，它的“价值”，并不存在于它的自身，而是在与另外的经验、叙述的比较、碰撞中才能呈现。对当代史的研究而言，它的重要性是有助于建立必须的历史观察、叙述的“张力”。说起来，具有“积极意义”的个人经验，不一定是已为主流的历史建构，为公共历史叙述所整合的那些，而是未被赋予“合法性”而被忽略、遮蔽的“异质”的部分，即多少逸出“合法”表述（如戴锦华先生说的“单一的霸权/共识表达”，或“本质化的、无差异的大历史”书写）。这些“逸出”的、被忽略的部分的发掘，目的并不一定是为了建构相反、对立的历史，在许多时候，不过是为了呈现差异和复杂，而质疑主流叙述的构造方向。

我在南方的一个县城（广东揭阳）上的小学和中学。50年开始上初中。见到了40年代后期社会秩序的混乱，货币的贬值，国民党军队的撤退。见到南下的“四野”大军马匹、辎重从县城边的公路通过。在基督教堂里曾是儿童唱诗班成员，几年后为了入团，却写检讨宣布信仰无神论。扭着秧歌参加共和国成立和广州解放的庆祝大会，真诚地唱过《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看到那些打游击的亲戚荣耀地担任县政府要职，也看到另一些亲戚家境开始破败，晚景凄凉。为文学的“百花时代”兴奋，也经历了北大鸣放和反右的惊心动魄。在操场的小高炉炼过“钢铁”，深翻过两米深的土地，过过“吃饭不要钱”的日子，也在农村看到随后出现的寒冷和饥饿。看到许多人（我也在内）热切地“向党交心”以投入“新世界”，也看到体制如何有效、无孔不入地侵入、控制人的一切，包括“隐私”。和一位先生合作写文章批判《早春二月》，却暗暗喜欢电影中的那种情调。文革中写过无数大字报，批判过“走资派”、“反革命”、“反动小集团”，参加过“战斗队”，也震惊地目睹同事突然就被揪出，戴上字纸篓、脸上泼上墨水游街，系的领导、学生怎样因绝望走上自杀的“不归路”…… 的确，我从“青年步入中年”，正好是“50至70年代”—— 这个时代，目前在各种历史表述中仍含混不明、充满歧义。

这些日子留给我的记忆，也同样的复杂和充满歧义。但有一点倒是十分清楚，这就是后来不必借助更多的理论，就能懂得“历史”与“叙事”的关系；不必费太多的气力，就了解“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虽然对许多事情，我到现在还是懵懂无知，但这几十年来，上演着的“历史”不断改写，不断“颠倒”、“拨乱反正”、再颠倒的戏剧，想忘也忘不了。这些见闻，这些体验，对我来说，“好处”与“坏处”几乎同等。既有助于我从原有叙述中发现隐蔽的缝隙，作为思考的起点，也由此滋生了某种“虚无”，冷漠的倾向。当然，“虚无”也不是真的。因此才写了一些书，一些文章。而且在有的时候，还会焦躁不安、劳心费神地想“重建”看待历史、现实的“连贯性”，将思想、感情的零乱碎片加以拼接。虽然这种努力往往没有实现。

三、在你的论著中，有时能感觉到一些互异的方面，但你似乎能够以一种温和的方式给与处理，赋予一种持续的张力。虽然你认为常常犹豫不定，但这种方式在客观上却保存了文学与历史的复杂之处。比如，你现在的研究思路似乎与9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关注中国文学现代性特殊经验的思潮有相呼应的地方，但从深层的对文学的理解来说，似乎更倾向于一种自由主义的文学观，对文学的多元化也抱有期待，文学趣味上也有一种精英化的取向。又如，在研究方法上，你能够接纳十多年来许多新的理论、方法，并将之引入对文学史研究的思考与实践中，使当代文学史的写作突破旧有的局面，另一方面，你对文学的价值也并没有失去信心，仍然对文学的独特性情有独钟，等等。这些方面，在研究和组织叙述时，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困扰？今天你又是怎样看待它们的？

我的文学史研究，80年代到90年代，也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笼统地说，80年代在思想倾向上是一种“启蒙主义”的立场，那也是当时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看法，也十分认同黄子平他们三人所建构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模式。略有疑问的是，觉得他们不应该回避、删削不该回避的文学现象（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等），而应该主动做出解释；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种“删削”，正暴露了这一描述框架的内在矛盾。我的第一本书《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1986），就是将当代的前30年，处理为一个不断下降、衰落的文学时期。还曾经想过要写一本书，来集中讨论这种衰落的情形和原因。后来并没有动笔，却可笑地拟定了《文学的贫困》的书名。有一段时间我很留心当代文学生产的体制问题，那也是意识到仅从作家精神层面，无法充分解释文学的这种下降趋势。到了90年代，尤其是中期之后，我的想法有了改变，看起来好像是与关注中国文学现代性特殊经验的思潮相呼应。比如，我不是将中国的“左翼文学”（作为一种有思想艺术特征的写作潮流），看作一开始就站立在错误的起点上，而重新认识其发生的合理性。也不将“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的转变，完全看作“外力”强制实施的畸变。在“新时期”，在有关“当代文学”衰败的反省中，“现代文学”显然被理想化。解决“现代文学”自身的问题（或“内在困境”），似乎也是四、五十年代之交的文学“转折”的内在依据。

不过，这种变化（或“转变”）对我来说不是“立场”的绝对更易。因此，我虽能够“走出80年代”，却不无遗憾地存有“80年代残留物”。在我看来，反思80年代的“纯文学”、“重写文学史”的理据，指出其意识形态涵义，并不意味着否定其历史功绩，也不是说在今天已完全失效。批评在“纯文学”的想象中过多否定中国现代文学“感时忧国”、积极“回应现实”的“特殊经验”，也不见得应该回到文学“工具论”立场。指出“政治一开始”就在文学里面，也并非说政治（阶级、民族、国家、性别）可以穷尽、代替文学。在“世界（西方）文学”的背景下，重视中国（以及“第三世界”）文学作为“异类的声音”，作为“小文学”的传统的意义，这也同样不是说要完全改变“十七年”和文革文学的描述图式。在中国，“左翼”的，“革命”的文学的出现有它的合理性，也曾具有活跃的创新力量。但是我仍然认为，它在当代，经历了在“经典化”、“制度化”过程中的“自我损害”。我充分理解在90年代重申“左翼文学”经验的历史意义，但也不打算将“左翼文学”再次理想化，就像五、六十年代所做的那样。在《问题与方法》（2002）这本书里，我虽然也使用了从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到延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等的说法，但我主要不是为了虚构它们的“同质性”、“整一性”，并在此基础上强调其整体价值。我的重点是讨论“左翼”（“革命”）文学和文学家的内在矛盾，自身存在的悖谬性因素：在对一个理想化的“完整世界”的追求中，对“纯粹”、“绝对”的无止境的强调。不断对“不纯”的因素的剥离，结果是“革命文学”失去血肉，成为空壳（我也指出，“但是，它如果停止这种反抗与剥离的话，又有可能被强大的传统力量所侵蚀，所混同，所吞没，而最终失去了它的‘质’的规定性”）。

这些，构成了我的论著中所存在的“互异”因素。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一方面还是与我的经历、经验有关系，另外一点是研究的方法论上的问题。对于当代社会政治、当代文学，虽然我有自己的看法，在许多时候也形成了某种立场。但是我总是警惕不要将研究道德化、“立场化”。许多事情，我们很难以一种“中性”、“旁观”的态度进入，但是激烈的“道德义愤”却是需要避免，需要克制的。如何将那些与我们的切身体验、情感记忆紧紧相连的事物，转化为“知识”层面上加以探究的“他者”？这虽然不容易，却是进入研究对象，清理其“内在逻辑”所必需。这种“方法”的确立，部分原因也是来自对生活经验的反省。在“十七年”和文革，我的生活并未发生重大挫折，经历的应该是大多数知识分子也都经历过的。但是“生活”对我来说，仍有非常困难、痛苦的方面，这就是不断地要求对“立场”表态，不断地要求分辨“路线”的正误，及时确定自己的位置：一种经常违背心愿而做出关于信仰的“表演”。那时，我们受到最多训练的恐怕是当代的“站队学”这门学问：旨在培养灵敏的嗅觉与有效的反应方式。记得1965年年底开始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当时我和学生在北京郊区搞“四清”。一位同事私下向我谈到他的观察，他从不同的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转载《文汇报》姚文元文章在时间先后、版面位置和所加按语的不同，得出政治风云与阵营划分的迹象，并思考了未来应对的方式。后来事态的发展，大致验证了他在这方面的智慧。此后在文革的整个过程中，立场、站队、表态成为精神生活的最重要内容，构成我们紧张的畸形心态的根源。因而，在走出文革之后，我有一种类乎“本能”的对“站队”、“立场表态”的抗拒。我尽量回避需要表明“立场”的场合，也不会把文学史研究作为表达鲜明道德立场的载体。自然，换一个角度看，这也是性格中怯懦一面的表现。也就是说，这种“方法”与研究取向，这种试图进入“正规”学术的设定，其结果如有的先生所指出的，这将有可能成为没有生命的“学术”，冒着使那种投入现实的，“承担”的文学精神窒息的危险。

四、在我的印象里，你的文学史研究在处理问题和进行叙述时，采取的是尽可能客观、节制的方式。你在很多场合谈到这种做法的采取，是由于你的“不自信”。但除了个人性情气质方面的因素外，有无更深层的考虑？在新历史主义的反思性观念出现之后，历史研究的叙述性质被揭示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就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而言，坚持一种“靠近历史本身”的写作方式，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和必要性？

我是个性格内向的人。根据我的观察，这种性情的人总是很敏感，自尊与自卑常常纠结在一起。但是我的缺乏自信心是主要的，也是真实的。包括讲课，还有我的文章、著作，对它们的质量、可能有的反应，常常没有把握。不要说刚毕业第一次上讲台，那年我22岁，从宿舍到教室，紧张的无法控制住自己颤抖不止。就是到临近退休的时候，每次上课也仍惴惴不安；我的讲稿总要一字一句全都写出来，否则有可能乱作一团。《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完工交付出版社之前，我认真地问帮助我编写的贺桂梅（当时还是学生）：“是不是还过得去？”她的“还可以吧”的回答，让我稍有安定。因此，这部文学史，还有《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香港青文）出版后得到一些好评，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这种缺乏自信，必然带入到研究中去。

在《1956:百花时代》（1998）这本书的前言里，我谈到这种因不自信产生的犹豫、疑惑。首先是“历史”可否处理为因果“条分缕析、一目了然”？其次，“自己究竟是否有能力”、“有资格对同时代人和前辈人做出评判”？我常有这样的念头，历史评述者与他评述的对象之间（同样，文学批评与它批评的文本、作家之间），在学识、修养、才智等水准上，虽不能过于苛刻地要求同等或接近，但至少也不要相距过于遥远。而显然，我十分清楚地看到自己与对象之间的很大差距。我也不相信“时间神话”，从来就没有赋予“后来者”的时间优越性的念头。我们能活到今天，拥有了评说前人的机会和“权力”，并不意味着精神、学识、品格就更崇高，更有智慧。这里牵涉到对历史（文学史）研究者本身的定位，和看待“历史”的态度和方法。

制约文学史评述“文体”特征的另一个因素，主要是个人的爱好方面的。我不大喜欢“滥情”的诗、小说和散文。节制、朴素、干净，然而具有“深度”，是我喜欢的风格。在二、三十年代，梁实秋、李健吾、朱光潜等先生都批评过中国文学的“滥情”倾向。我在《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1991）的第一章，也分析了“新时期文学”的“感伤”。基于这种趣味上的取舍，在研究论著的文字上，也有意识的避免陷入“感伤”的泥淖。在《当代文学概说》（2000）这本书的《序言》里，我比较了不到14万字的《概说》，与将近40万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说“还是这本不足14万字的小书稍有可取之处。多年来的经验告诉我许多事情其实并不需要说很多的话；有时，说得越多便越糊涂，还会把点滴的‘意思’稀释得不见踪影。”但因为修养、学识的欠缺，朴素、干净的风格，对我来说仍是一个可望而难求的境界。我的书、文章，也还是照样的那么长；这主要是出于显示“学术分量”，并能获得较多的稿酬的考虑。

将对“历史”评述的道德问题，转移成不那么“道德化”的“学术”问题，是我90年代以来的自觉选择。这些年来，我十分重视“历史复杂性”，努力避免用一种“二元”的简单方式去结构、描述文学现象，避免政治 / 文学、正统 / 异端、压制 / 驯服、独立 / 依附等的历史叙述模式。并不是说不存在上面说的这些状况，但是，如果将“二元对立”的结构作为文学基本格局、推进动力和演化过程的描述工具，那可能构成严重的遮蔽。

在文学史研究过程中，我也逐渐认识到，我所处理的，其实并不是“客观的历史”，而是有关历史的叙述，是“文本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返回现场”、“靠近历史本身”的说法，以及阿尔都塞的“从意识形态回到现实情境”（《保卫马克思》），只可能是理解为“回到”相关的“文本”。“文本”之外的“客观历史”将如何“靠近”、“返回”呢？诗人穆旦就1942滇缅边境的战争写的诗（《森林之魅》）有这样的句子：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没有讲述，没有记录，没有“见证”，所有发生过的一切都将被埋葬和遗忘。也只有借助穆旦的讲述，那下着细雨、吹着细风的山坡，山坡上的树，也才和人的活动，和曾经发生的事情相联系；否则，“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这里走过”。所谓“历史现场”，也就是对事物所做的各种讲述、记录、回忆、编纂所编织的状况。在这样的理解下，“靠近历史本身”事实上是“靠近”有关历史的“话语活动”。通过对各种各样的“文本”的细心挖掘、发现、重读、重新编织，去观察“历史”是如何建构的，在建构过程中，哪些因素、哪些讲述得到突出，并被如何编织在一起，又掩盖、隐匿了些什么，由此“揭发”在确立历史的因果关系，建造其“整体性”时的逻辑依据，和运用的工具。90年以来，我有关“当代文学”的概念的分析，关于“当代文学”发生的讨论，应该说是沿着这一思路所做的工作。

我相信，文学史研究充满着复杂矛盾，而文学史写作也自然有多种方式。以呈现历史建构过程的“历史批评”的方式，只是其中的一种。它也许不能满足有关思想、审美明确判断的期望，也难以提供清晰的文学发展过程与秩序的图景，在结构上缺乏理论的整体性。然而，它通过对既有的历史叙述框架的逸出与解构，通过对偶然、异质性因素的重视和引入，来呈现“历史”的多面、复杂和它的流动状态。它的价值在这一方面。在今天，比起基于“本质主义”想象的确定论断来，提出问题，呈现某一现象、命题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位置，矛盾体各组成部分的冲突、缠绕、和解、偏移，也就是显现问题的“历史性张力”，也许更有意义。记得80年代初，有人访问过北岛，问他如何看待他的诗的悲观。北岛的回答大概是，悲观也许不好，但在中国当代生活中，乐观又能好到那里去呢？仿照他的说法，我也可以说，我们其实并不缺乏立场、论断的表达；“犹疑不定”虽然不那么好，但太多的“刀枪不入”的结论和宣告，也不见得就是好事。

五、你的另一研究领域是中国新诗，尤其是当代诗歌。在我的观察里，你是你这一代（也包括“知青一代”）的文学研究者中少数仍然对当代诗歌怀有好感、仍然关注的人之一。但它似乎也给你带来不少苦恼。你曾说起，一次集体的诗歌史编写工作是你学术研究的起点，如果说这带有偶然的因素的话，那么，在近些年来，关注当代诗歌对你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当然，80年代关注新诗的优秀批评家和学者，有一些已经“改行”，但是仍有不少人关注新诗；说“少数”似乎不很准确。但我倒是不大愿意说自己是新诗研究者，因为觉得不大合格。新诗研究是我一生几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事情之一。大概年轻时都会认为自己可以当个诗人，也有评诗的天分。因此58年就去参加集体编写“新诗史”。文革后，这种幻觉也没有消失，加上想对曾有的失误有所弥补，便和刘登翰一起编写《中国当代新诗史》。在80年代，在学校也开设过当代新诗的课程。两年多之前，北大出版社提议我修订这本新诗史。我想，做一点修改，增加一些90年代的部分，不很费力而能讨好，何乐而不为？便欣然答应。却没有想到这件事一拖就是两年多。修订其实也不很多，原先那个有点“可憎”的面目依然维持着，却总是不断停顿，真的是带来不少苦恼。

许多年前，学生对我不喜欢武侠小说（具体说就是金庸的书）很感惊讶。有一次聊天帮我分析原因。他们提出的问题有：经常做什么梦，喜不喜欢看科幻电影，是否相信怪异、超自然现象……。最后，大家一致的结论是“比较的缺乏想象力”。我想，这也是我和诗之间存在隔阂的主要原因。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对语言缺乏敏感。词义句式、语气、节奏韵律等的细微差异的辨别，语言自身的推演能力的把握等等。因为对自己缺陷的自觉，也因为觉得八、九十年代以来，诗人有不少出色的贡献，所以总是对诗歌“怀有好感”。有时也是因为文学界对诗歌的指责过多，觉得颇不公平。有的批评家依据几十年不变的标尺，对诗说三道四。却不想拿出足够的时间，耐心地听听诗人的想法，阅读他们的作品。事实上，80年代以来诗人中的优秀者，可以当之无愧地列入当代知识界的智慧者行列。他们对“转型期”精神现象的探索，对现代汉语诗歌的可能性的发掘，其成就还未得到足够的承认。

90年代诗坛的争论，加强了诗界留给人们的“不良”印象。我心目中诗人头上的光环，也确实黯淡许多。让我纳闷的是一些诗人那样强烈、甚至畸形的“文学史意识”。当然，退回来想想，这也是诗歌窘迫处境的一种折射；况且，诗人自己出来挑战不大公正的“文学史书写”，也是有他的依据。最让人惊讶的是，在90年代的中国，诗歌的边缘地位已经是无需论证的事实，但不少诗人却仍沉湎于“诗歌崇拜”之中。那种夸张、神化诗人、诗歌的价值和地位的浪漫主义幻觉，与诗歌的现实处境，构成强烈的反差。在当事人那里，从事诗歌这个行当，仍具有庄严的献身意味，而在旁观者（或“清醒者”）眼里，则更多看出喜剧色彩。其实，一些对90年代诗歌严加责难的批评家，也怀有相同的“诗歌崇拜”的情结——这是中国新诗难以驱散的“传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有关诗歌的想象自有它存在的理由，但现在显然面临着这种想象的调整。我想，我不会不赞成诗歌对于塑造“理想人性”、揭示精神深度的“承担”，但也不会反对一些诗人将诗歌写作“下降”为“手艺”所做的努力。“手艺人”可能更固执（但也很可疑）地坚持维护有关艺术的普遍价值标准，维护这种理想不受各种风起云涌的潮流（诸如文化批评、大众文化消费趣味……）的侵蚀和消解。他们所构筑的这种有关普遍性和绝对价值的堡垒，显然不再无懈可击；其漏洞处处可见。不过，在一个“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存在这样一种声音和努力，我总觉得并不是没有好处的。

六、在长期的教学、研究工作中，你感到最有收益的是什么？有什么深刻痛切的感受，可以告诉同行和后辈？你现在已经离开了教学的岗位，但据我所知仍然有许多学生期待着你像钱理群先生一样有新的开拓。你有这方面的计划吗？

因为没有认真想过，所以还不知道自己的最好收益和最痛切的感受是什么。也可能就没有“最”的东西。钱理群是我敬佩的先生。我们不在一个教研室，平时来往也不很多；但在我的教学、研究中，得到他许多的启发、支持和鼓励，这种诚挚与无私，是我难以忘怀的。在北大中文系的现代文学教师里，陈平原以严格著称，他则以宽容有名。所以学生中有“陈平原说好就真的是好，钱理群说不好就真的是不好”的说法。其实，钱理群先生在原则问题上毫不苟且；他的认真使我这样有时含含糊糊的人，心感惭愧。我和他同年出生，都是1939年，他还比我早一个月。但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被看成一个“老”先生，他在人们眼里则是“青年学者”。这种“错觉”其实很有道理。我的心态、行为，都过早显出“苍老”的迹象，而他却总是朝气蓬勃、勇于开拓。在一起的时候，常听他说有什么什么事要赶紧做；他有着长长的项目计划清单。对于鲁迅、周作人、曹禺的研究，对于中学语文教学所做的实验，都是他身体力行实践的人文精神的组成部分。

我却可能不会有什么“新的开拓”。我正在吃力地为《中国当代新诗史》收尾。当代文学研究也已难有作为。在一个对象身上停留太久，想继续保持新鲜感也不容易。我又是离开资料就说不出像样的话的人；而现在已没有力气去翻阅大量资料。一些学生希望我有新的研究，但另一些学生也有不同的建议。他们说，也不必那样想了，找机会去看看没有去过的地方，听一点想听的音乐，心情好的时候写一两篇不费力的小文章，也就可以了。我想，后面的建议比较合乎实际。

                （原载《南方文坛》（广西南宁）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