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表示对新诗和诗人的敬意,大约在三、四年前,就有编选一部适度规模——不过于庞大,也不太精简——的新诗选本的念头。这个倡议得到奚密、吴晓东、姜涛、冷霜的呼应。名为“百年新诗选”的这部选本,今年9月由北京的三联书店出版。上卷名为《时间和旗》,下卷是《为美而想》:书名分别采自(唐祈的)某部诗集,和(骆一禾的)某首诗的名字;共选入大陆、台湾、香港等109位诗人的579首作品。我在“编选说明”里说, 起《时间和旗》与《为美而想》的书名,虽属偶然,不过也多少体现我们对百年新诗与历史的关联,以及艺术构型上走向的理解。犹如冯至《十四行集》写的,诗人以“整个的生命在承受/狂风乍起,彗星的出现”,试图在语言和想象力的基础上,承担历史的苦难和荣光。并将这些承受、体验,“保留在这面风旗上”。因而,“为美而想”的“美”,就不是一般美丑意义上的:面对错动变革的时代,要在诗中“把住些把不住的事体”,新诗显然加重了它思考、玄学以及“非诗”的“混杂”的艺术因素。诗选中诗人排列以出生年月为序,“创始人”胡适就没有列居首位,而以周氏兄弟(鲁迅、周作人)作为开篇。最末的诗人,是出生于高雄的杨佳娴。鲁迅生年是1881,杨佳娴1978,相距也就是一百年了。这部诗选也留下诸多遗憾。原本想包容更大范围的华文诗歌,不过由于我们对相关资料掌握的欠缺没能实现。又譬如,想让更多出生于六、七十年代,以至更年轻的诗人加入,也没能如愿。由于篇幅上的限制,出版的时候做了许多删减,每位诗人大多只留下六七首作品,显然难以呈现各自的较完整的艺术风貌。更重要的是,不同的选本,总是体现编选者不同的诗歌理念与艺术趣味,因而,特色与偏见总是不即不离,如影随形。
百年虽是历史一瞬,但对新诗“当事人”来说也足够漫长。颇为尴尬的是,百年的“老叟”却常陷于身份未明的危机之中。40年代林庚先生在《诗与自由诗》、《甘苦》等文章里说到,危机来自灿烂辉煌的古典诗词巨大“背景”的笼罩,使新诗的探索者“接受着一般只愿读那烂熟了的作品的人们的骂”,又让有的探索者往往中途折返,“迟早”又回到做古诗的路子上。林庚先生说,古典诗词“这文化的遗产”,“真有着不祥的魅力,像那希腊神话中所说的Sirens,把遇见她的人都要变成化石”。新诗经受的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作为新诗语言的现代汉语存在的问题,这个压力更为持久。在一些人看来,新诗(新诗诗人)一开始就犯错,就陷入歧途,至今仍未走上康庄大道。在这样的情境下,“危机”和“出路”每隔若干年就要旧调重弹。诗人和批评家被迫也要絮絮叨叨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漫长、持续的纪念,在郑重、庄严之间也是无奈。
我认为新诗诗人这百年做的并不差,甚至可以说足够好。“百年新诗”如果换一种说法,那就是“20世纪新诗”。在这个世纪,新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类(或臧棣说的“特殊的知识”),作为“新创”的文学、文化实践,与革命、战争、社会变革、政治动员紧密相连,在现代感性和个体自主性的塑造中有难以忽略的地位。即使仅就与古典诗歌的关系,新诗诗人在接续“千载诗心”,唤起、激活传统的生命力上,也有难以抹煞的功绩。“中国的上百年新诗恐怕没有达到20世纪西方大诗人如瓦雷里、庞德那样的成就,也匮缺里尔克、艾略特那样深刻的思想,但是中国新诗中的心灵和情感力量却始终慰籍着整个20世纪,也将会慰籍未来的中国读者。在充满艰辛和苦难的20世纪,如果没有这些诗歌,将会加重人们心灵的贫瘠和干涸。”(《诗心接千载》,《二十世纪的诗心·后记》)。吴晓东的这番话,可能会被认为是夸张、情绪化,却是讲出了我的阅读经验。在上世纪的50年代,当新诗被认为必须另找出路(当年开出的药方是“民歌加古典”)的时候,何其芳、卞之琳和力扬就提出,新诗的传统也应该是一种传统。距何其芳们委屈的辩护又过去五十多年,可以无需心虚地说,新诗已经有了丰厚的艺术积累,有了不少成就卓著的诗人。它既无需以是否“继承”古典诗歌作为前提,也不必再征引外国(西方)诗歌作为依据。当代的优秀诗人,已有足够心理能量、知识储备和艺术才能,来参与古典诗歌、与域外诗人的对话。
大约七八年前,我写过一篇谈新诗边缘化的文章(《新诗的“边缘化”问题》),征引了奚密《从边缘出发》一书中这样的论述:“边缘是语言艺术,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策略”;它意味与“中心话语”(政治的、流行文化的)的必要距离,探索人的生存的一切方面,包括提供新的感受性,从人的精神处境出发,发挥诗歌的难以替代的文化批判价值。因此,我说“边缘”并非全是对诗歌地位的负面判断,甚至可以说,对于认识这个时代的问题,和这个时代的诗歌问题的诗人来说,“边缘”是需要身、心(包括语言)的“抵抗”才能实现的位置,是有成效的诗歌实践的出发点。
讲这些话的时候,新诗确实遭遇“寒冬”。批评家对当时诗歌状况有这样悲凉的描述:“灯光暗转,帷幕放下,剧情已新……许多东西一夜之间从悲剧变成了喜剧”,“诗歌似乎真的进入了黄昏与黑夜” (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2003)。那个时候,奥登的“诗歌不会使任何事情发生”,特别是西班牙诗人希门内斯的“献给无限的少数人”,被广泛征引,成为诗人、研究者对诗的性质、命运、功能的辩护词。“无限的”这个定语,既是在提示“少数人”的精英性质,也是在指明诗被“少数人”把握之后可能产生的能量。
但最近几年,情况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诗歌界欣欣向荣、热闹起来了。诗集出版的情况有了改善,武汉还成立了专门出版诗集、诗歌批评论著的出版社(长江诗歌出版中心)。“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等微信公众号,拥有大量的订户。各种各样与时序节气(立春、清明、夏至)、与节日(春节、元宵、端午、七夕、中秋)、与庆典、与旅游、企业营销、城市名片推广挂钩的诗歌节、诗歌日、诗歌夜、诗歌酒会、诗歌联谊会,各种诗集首发式,研讨会,从年初到岁末,从北到南接连不断,以各种名目举办的诗歌评奖,每年至少有四五十宗。诗歌除了阅读、朗诵,也在积极尝试与音乐、舞蹈、戏剧、影像、服装表演等联姻结盟。余秀华等成为远超诗歌自身的媒体和大众事件。有声望的诗人和批评家,情愿或不大情愿地奔走、穿梭在各种诗歌节、研讨会、评奖典礼上。有研究者指出,过去诗歌界是热衷“运动”,大跃进民歌运动,朦胧诗运动,现在热衷的是各种嘉年华性质的“活动”。于是,在这样的情境下,这两年已经很少听到“危机”、“出路”的谈论了,也没有人再记起“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的题词。诗不再只属于“少数人”,在某种幻觉里,似乎已挤入社会文化中心,以致有人欣喜雀跃地有“诗歌复兴元年”的说法。
当然应该为诗的繁荣、诗走出小圈子而庆贺;这是诗在冷落时候的殷切期待。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为什么样的力量推动,更多的人读诗,关心诗的写作、传播,总是件好事。这也是诗人、批评家、出版人、诗歌活动组织者努力的结果。不过,事情也有它的另一面,在“没了危机”,或“危机”已不再成为我们的焦虑的时候,也浮现了一些需要关注、思考的新问题——如果不耸人听闻地说“新的危机”的话。我想到的,感到困惑的问题有:
网络、微信等互联网手段,改变了诗的发表、传播、阅读方式,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它既挑战了既往诗歌“守门人”的权力格局,让诗歌伦理意义上的“民主”得以实现,但也可能导致诗歌的标准、门槛的下降,影响诗原本已存在的公信力。而微信等的繁盛,既扩大视野和便利沟通,但也可能让诗人和批评家陷于更“微”的小的圈子,失去不同观念、问题之间碰撞的机会和欲望,而在这“微”圈子里自娱自得?
多媒体的视觉诗歌,当然扩大了诗的表现力,开掘被掩盖的潜能;事实上,不同艺术门类之间存在互通和互补的可能性。因而艺术门类之间的交往、渗透,总是新锐探索者的着力点之一。艺术分类自然是历史现象,它总是处在变动之中。但这种分类也仍有其根据;设想诗过于倚重视觉图像的支撑,会否动摇我们对语言、文字的信心,削弱、降低我们对语言的感受力和想象力?
作为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诗发生时就赋予它那种“启蒙”的意义和功能。新诗和历史变革、社会进程、语言“再造”构成的那种“时间焦虑”,一直成为它的内在素质。新世纪以来,对诗的特性和功能的理解,显然有了分化。在一些诗人的观念里,和展开的诗歌现象中,都可以发现诗的应酬交际、娱乐游戏等内容和功能得到凸显、强调。这既是对古典诗歌文化的“传统”一种承接,也是现代消费社会给出的文化发展指向。这种情况,“新文化”理念的秉持者肯定忧心忡忡,另一些人却认为是诗摆脱困局走向“大众”的坦途。但是,如诗人姜涛的提问:挣脱时间焦虑和历史紧张感的诗人,“会否成为秀场上红妆素裹的先生女士”,诗歌成为时尚的消费品?
这次论坛印发的参与作家的演讲材料里,有作家刘大任的《文学·保钓·文学》一篇(《2015第二届全球华文作家论坛特辑》,台北,印刻文学生活志第12卷第4期)。刘大任早期从事文学写作,70年代初投入台湾保钓的政治运动,后来又回到文学。他虽然是小说、散文家,但他根据自身的文学/政治经历的回顾、反思,对思考现实诗歌问题也很有启发性。他谈到新文学历史中“左翼思想”和“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现代主义要求挖掘自我,但它泛滥成灾的时候,人性只剩下畸形,现代文明只剩下“都市废墟”。而左翼思潮下出现的有关文艺的意识形态,有时“相当霸道而且粗糙,如果不经过细致深化的处理,不可能产生新的生命力”。这都是剀切中肯之论。刘大任的演讲稿,征引了他上世纪80年代怀念台湾诗人秀陶的文章,他为秀陶诗中表现的“痛苦”辩护,说这是“现代中国个人人格要求诞生的阵痛、痉挛”;并说,“说什么也不能相信,一个没有经历过内视又有反照的痛苦的自我建立过程的文化,能在这样一个连个人面孔也看不清楚的社会杂货摊和历史大酱缸里,魔术一般,变出一个幸福的乌托邦来”!(《六十年代的绝响》)
今日,在均质化的生活现实里,个人人格的诞生和成长,仍是诗/文学所应承担的重要责任。但是,在我们所处的境遇里,是否还有属于自己的人格和个人的内心空间,又如何定义这个空间?获得、保持与消费社会,与“大众”的距离所形成的孤独感,越来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无限的少数人”这个短语,在新诗“没了危机”的时代,也可能还存有它警示和慰籍的力量吧?
本文转载自2016年第1期《文艺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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