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敬亚，1949年生，当代诗人、文学评论家，第一届青春诗会成员。著有诗歌评论《崛起的诗群》《圭臬之死》《隐匿者之光》及散文随笔集《不原谅历史》等。曾主持“1986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并主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

多年以来，我已经习惯了自言自语，或者说默言默语。思维很少面对公众，以至于到了公开场合的最初几秒，我自己都怀疑我昔日通用的语言能力。

这种失语现象，使我近来不断想到“语言”这个又大又小的东西，想到它这几年对中国现代诗重大的提醒和深深危害。

最早提出语言革命的大概是《非非》创刊号。一九八六年春。当时的中国文化界、批评界，还远远没有认识这两个字。“变构语言”成为《非非》泛文化理论的一个重大内容，这些勇敢的粗线条的革命者们像天外来客一样，对人类迄今的文化发出了逐客令。

之后，是“现代诗大展”。大展后，“生命体验”和“语言意识”成为现代诗别无选择的两个流行口号。

八十年代末期，随着海德格尔等人哲学著作大量译入中国，语言问题才逐步熟起来，小说等才开始从“美文”等角度探讨语言并逐步花样翻新。

一个时期内，“语言”横扫文学。

这又是现代诗对中国文化的一次西化率领。

若干年来，中国的新文化，偏偏总是被一些年轻的诗人无意识地引导着，这也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特征。

当年“朦胧诗”的评论者们显然无力做到这一点。第一次兴奋和第二次兴奋之间有时存在着一段长长的不应期。其实，西方哲学八九十年前早已挺进到了“语言”领域。

我强调的是：西方人是从哲学进入语言的。

进入二十世纪前后，西方哲学界认识到，几百年来古典哲学的高峰性研究，主要是以数学、物理学等文艺复兴之后兴起的自然科学知识为出发点。而人类精神世界除了对科学体系起作用的“理性”形式外，还存在于更无边际的形式之中。它的一个最主要的形式就是——先于逻辑或在逻辑背后的世界：语言（还包括宗教、艺术、神话）。

这种认识导致了整个哲学界一次最后的转向——“语言的转向”。语言，它与世界、与思维之间存在的某种平行关系，使本世纪的哲学家忽然发现，语言恰是解决思维与存在这个古老命题的一把新的金钥匙。几十年来，这种“人文哲学”在西方不约而同地兴起，因此，目前包括英美的分析哲学、整个欧陆哲学，无一例外地都属于某种：“语言哲学”。

我感觉，这是西方哲学在古典哲学之后，相当深刻而广泛地掀开了世界的一角，也许是最后的一角了，但，这是哲学。是世界。

问题回到中国之后，就变得相当具象和“世俗”。

二十世纪，中国人生存忙碌，自然与此无缘。直至七十年代末期，中国人的头脑才伸向世界。但是深奥无底的语言哲学显然无法惊醒沉迷于第二次解放后中国知识界的兴奋之梦。

或者更确切地说，与当时举国惊醒后的兴奋相比，西方哲学粘乎乎的沉闷探讨，更像大梦一场。相反，倒是那些五光十色的批评方法，如俄国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精神分析、原型批评、接受美学，以及生硬的二论，最后是符号学。它们更“急用先学”地被引进政治浓浓的中国。八十年代中后期，由原型批评，特别是符号学界的注意。直到这时，当触到了西方哲学的最新点之后，中国文化界对二十世纪世界文化的追踪与补课才算告一段落。

语言哲学，再次启蒙了中国广大知识界。

蒙喳喳的中国哲学，在那些砖头似的专著面前，只能处于匆忙翻译和撰写前言的层次。因此，这启蒙就把包括诗人在内的更蒙喳喳的人启蒙得浑身骚动。

索绪尔的语义学业忽然广泛流传，语言和世界之间的那些解释不尽的亲缘关系，以及孰真孰假的自由替换、自由变异，首先令诗人们兴奋不已。在一瞬间用改造语言来改变整个世界的愿望的产生，对于诗人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了。《非非》当年大概恰在这种兴奋之中。蓝马发出的巨大的前文化信号，令人头脑里肃然地透出一片蓝光。一时间，谈语言似乎成了魏晋风骨，处处“扪虱而语言”。

这里，到了我深深地转折时刻。

西方哲人当然没有为诗指出一条清晰的语言之路，更无法为中国现代诗画出任何一点具体操作的光标。中国诗人的头脑当时还没有冷静下来。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人谈的语言有一个巨大的出发点。从哲学角度提炼出来的“语言”理论，象工业酒精不同于茅台一样，直接喝下去必肠胃翻腾。哲学家们发现了一种活法儿，可是离你的下酒菜及内衣内裤的距离太遥远了。

用哲学写诗，这已是中国文化近年来一种流行的疾病。没有理论，也无法构成正常批评的现代诗界，在一阵比一阵强烈的俗愿冲击下，顺理成章地产生了无数急切地成为大师，成为艾略特那样双料诗人的美丽愿望。既是将军又是士兵的诗人们在理论的稿纸上踌躇满志地上路了。无数以惊愕、痛苦、无奈、雄心壮志为开始的语言感叹，到“语言变构”和“语言意识”两个理想性的口号面前止步，其结果是造成了无数混混沌沌的将军后，也产生了无数连路都不会走的士兵。连滚带爬的中国诗人们，应了一句成语：邯郸学步。

语言的强烈而快速的诱惑在于，它可以用一语道破的速度，让一个聪明人马上在它和世界之间画上一个等号。然后，马上再画上一个不等号。而它对诗人的另一个迷惑在于，对语言的一切表述，恰恰均需用语言来完成。甚至对语言的一切内省，也都得在准语言的状态下默现。只需简单的推论，就可以想象，语言在此类诗人那里的混沌程度。用内奸、叛徒一样的词来讨伐人心的内奸和叛徒：把Ｘ代入含有Ｘ的方程，事情就进入了无解方程的状态。

曾有一个写诗的人问我：究竟是诗人在写诗，还是语言在“写”诗人？这种似是而非的诡辩问题，真的在无数大大小小的诗人们那里达到了一种近似于哲学上的两难悖论的地步。这对于哲学家自然司空见惯，对于诗人，则是一个可怜的后果。他们在自己的稿纸上，象孙行者那样忽然发现了另一个更虚假或更真实的孙行者，每走一步都要看一眼语言的照妖镜，每走一步都怕踩到另一个自己的身上，或者小商贩、小官员或哲学家的身上。变构语言的重大使命，像一个无处不在的“最高指令”，令诗人无处可逃。每一个词都是一个危险的陷阱。对日常语言和中国语法的强烈恐惧与回避心理，是中国现代诗人们一夜间得了“失语症”。

我实在无意夸大这一主潮已逐步消散的大面积迷途。也许越过了边界的探索者们必然留下某些可笑的背影，但现代诗艺术上的这一失态期和迷路者的范围，确实惊人。不仅无数的初萌者趋之若鹜，数十位现代诗的中坚们也程度不同的惑然于此。

多少年来，我们听不到理论上清醒的、智慧的声音，也听不到挑剔的、刻毒的批评。

现代诗降生后受到讨伐，似乎使它在善良人那里将永远得到保护与姑息。似乎对现代诗只有或骂或捧两种选择。似乎它内部的虚伪、无能也成为它的一个标记而纳入到什么探索之列。似乎现代诗就是一批天生的无赖。这是不能容忍的心理习惯！于是，埋头杜撰之后，半生不熟真伪掺杂的诗就充斥了我们自己的周围。现代诗坛上无法浮现出令人颤抖的圣洁共识，微妙的、遥遥领悟的默契。率领不了全局。中国现代诗的此种失律现象，造成了它内部的投机、虚伪、急功近利和艺术上的欺骗…… 积日累月，历久经年。

语言，在它与社会的关系中，先天存有一种诡辩色彩，现代诗的语言失律，增加了它可怕的传染性。处在突然闯入的语言迷团之中，失去自信的舆论为防止浅薄而三缄其口。理论的沉默，往往导致行动的失控。中国现代诗一度在脱离了“人”意义的空洞语言操练中无边无际地放牧天才。

是走出语言迷雾的时候了！敢于这样肯定地说，是因为足够的回味已足够使我们走出曾淹没我们的低谷。

诗人的内心世界，应该是一个充分液化了的世界，甚至是一个气化了的世界。诗人的包括哲学观在内的理性，应该像飞散了的金属粉末一样缠绕一切。诗人必须以他整体的生命能量面对语言。所以，这种面对常常是无意识的。一旦刻意，语言强大的侵入性就会使诗人发生变形。一首诗的根本质量，是诗人提供给人类的生存想象，不管语言具有怎样的替代、转换、变异、再生功能，即使它是一件能刺入皮肉的衣服，和肉体相比它也只能是一件衣服。

说到底，诗人的“生命人文价值”，对人类文明有多少价值，他的“感觉方式的价值”，对全体人类来说有多少价值，诗人就存有多少隐含的价值——在这个基础上，他能够在多高的层次上进行语言的再生与转化，就是我们在多高的层次上看到的诗人。这后一步，就是诗人的“语言磁场的价值”。我把这三者认为是诗的三意义：人的意义。感觉的意义。语言的意义。

我一直在内心里主张，诗人应该有一个与上述三意义相吻合的总体世界，这个世界应该清纯、统一、乖巧，并且有一种“寂静”的高度。这种高度是难于描绘的，它只能类似于中国宗教中“高僧”的状态。我也因此从八六年起，一直非常渴望性地希望，中国现代诗界不愿重蹈前朝功利诗人覆辙的朋友们，能安愚守拙、甘于寂寞。我甚至天真地心存一个愿望：最远离现实的现代诗，至少从道理上讲之应该由生存上也超越了现实诱惑的人写出的。如是，它则是为中国现代艺术正名的一个有力证据。如否，那就很讽刺。辛酸与自豪相并地说，我们，都是世俗世界的着意失败者，试图建立一个想象中真诚自由的世界，以之与现行的文明相抗衡。真诚，是我们最低起点的愿望。想想我们前面不同类的诗人，他们那些也许应该有也许不应该有的特点太多了。我们应该不是他们！

我想，对世界有充分觉悟并内心沉静的诗人，不会为语言危机所动。真正的诗人，“不知道”语言，刻意地捉摸摸个语言或被语言捉弄，甚至杀伤语言，都会破坏诗人与世界原来的平衡。诗人与世界的关系，不是一天内可以形成或改变的。诗人与语言的最佳关系，是充分松弛的时刻，是充满弹性的时刻，它是一种进入了一层窄门之后的“自由游戏”。凡举巨匠，首先都不是雕琢技巧，而是升华生命，修炼“道行”。

我不讳言，诗即是诗人思维光标闪现、游弋、选择的过程，这种精神流质最终要进入凝固的状态、语言的状态。即是说，诗歌精神的形式化结局，必与语言有一场遭遇战——诗写作中的“操作”。

只有没写过诗的人，才怀疑“操作”的存在。操作在三个含义是：一、对内心流质涌现的翻译；二、对诗人内存最高点的选择；三、声音与图像的自我格律。

不要遁入“语言选择诗人”“语言写诗人”之类的迷惑。但诗人与语言之间确存在着一个金银盾牌两面都存在根据的互相牵制关系。而且诗人精神内存对语言的溶解、重铸、自由游戏的这种能力，在写某一首诗之前，确实已被无形界定。但为什么一定要反过来说呢？为什么非要把清楚的关系向仿佛“命中注定”一样的魔法方面推进呢？这种哲学式的表述对诗人无益，对于诗人的内心专注无益。

中国现代诗现在需要的老老实实的态度。它需要实实在在的基本专著探讨创作的具体理论和微观技术。包括对诗人的语场、语感、语步及诗内部的色彩、节奏、主旋的变化啊、差异等进行实际探讨。

我写此文时，王小妮正改《看望朋友》这组诗。我替她改了一个词。她马上改了回来，说：“那不是我的词。”这种事已多次发生。我想，这是否是一个值得追击下去的命题。诗人的语言空间、范围、热点使用区域，以及一首诗或以为诗人语言的纯净统一的标准是什么。

一首诗的形式内部，是否有一些各具功能的不同质因素。过去的理论总是专注于“意象”的研究，这是否导致了专注于诗人思维的凝滞停顿，而忽略了它的流动性。诗的内部含有某些“集成块”（意象），也还有类似自然人那样的自然语言，还有隐喻结构，还有一些起链条作用的“条件语言”。

现代诗应该少一些大师巨匠之类的白日梦，多做切实的探讨，探讨的文章应该真诚中肯，我历来讨厌装扮出来的贵族气和莫测高深掩饰下的本质上的糊涂。

最后，我想说一个令我解答不请的语言难题。如前所说，语言哲学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企图通过语言打破西方传统文化中逻辑与理性的固有模式，这也是西方“人文哲学”兴起的一个原因。那么对于中国呢？

中国文化一直是重道德、重玄想、寻逍遥的文化。如把西方重逻辑、重语法、重词法的语言系统比作一条强劲流水线的话，中国古文字则是散漫的颗粒状结构。它恰恰避开了表面逻辑和固定语法，而几乎在时间上同时发生的是：西方语言哲学在诘难自己逻辑理性的时候，把自己的语言系统看成重大的心灵障碍——而近百年来，最明智的几代中国文化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在无情地消灭引以为耻、引以为沉重的传统文化，包括把它的文字引向西方语法的模式，中国人的这种反动，也正是从二十世纪初语言哲学发端时开始的，即以西化的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这是不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两难选择，这个重大的语言态度，我们恐怕无法回避。不管我们的理性和感情怎么想。

我所以对这一切“语言革命”存有耿耿之情，还来源于前面谈到的现代诗人的生存背景：

十多年来，中国现代诗生生不灭。尽管整体的中国文化仍然对它冷眼旁观，保留着长久不散的批判权利。但在诗的范围内，多元的格局已经成立。因此我几年前就感到，鉴于现代诗受到非艺术性责难、讨伐、围剿已基本不复存在，那么昔日它曾得到过的捍卫之情，如今也就大可不必。

揭竿而起、南北转战……以及随之俱来的大破坏、大寻找，对于中国现代诗十多年的历史来说，烽烟已经足够。

现代诗面临重建。我们自己面临重建。

击中我们自己最无耻、最薄弱要害的第一把尖刀，都应是我们自己亲手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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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北回归线》第三期

选自《中国先锋诗歌：“北回归线”三十年》

长江诗歌出版中心，201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