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5月开始，《文艺报》“少儿文艺”专版上开辟“童诗现状与发展”论坛，这是多年来儿童诗坛的一件盛事。现就童诗创作中的几个问题阐释如后，请读者诸君批评教正。

其一，儿童诗歌创作中的“散长哲晦”现象。

记得1946年开始上小学时，我读的是叶圣陶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语文课本。其第一册开篇就只两句话：“来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虽然没有标明这是儿童诗，但课文里不多几个字组成的对偶句式，不仅音韵和谐，而且顺口易记，把上学的游戏趣味说得明明白白，让如今已过80岁的我也始终不能忘却。这就是儿童诗语意集中而不散漫的好处。

另外，汉乐府中的《木兰诗》也因用笔毫不散漫而受到我国历代儿童欢迎。木兰打仗胜利归来受到全家热情欢迎，该诗就说“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只用六句三个层次，就把全家欢迎木兰的情景进行了准确生动的描绘。

《木兰诗》语义的集中而不散漫，与当今一些儿童诗爱用长句的艺术效果完全不同，读者不无幽默地将此类诗句形容成为“长长的面条”。还有一个句子被分割为两截，上半放在前一诗行末尾，后半放在下一诗行开端，诗行内有若干句号出现。于是，一个诗行便被切割得七零八落而难于让孩子理解。此外，有的诗人还爱将一个长句，硬拉长为三四个诗行加以排列。如此散漫，使得小读者对于诗歌难以记忆和背诵。

除了散和长，有的作者还爱在诗中堆砌哲理，这也是导致小读者不爱读童诗的一个原因。此外，还有的作者错误理解儿童诗歌本应有的含蓄，而把诗表达得晦涩难懂。这是当今诗歌艺术出现多元追求状态下，童诗最容易产生的弊端。近年许多童诗一方面放弃了对通俗易解和朗朗上口的追求，另一方面又过分偏爱通感修辞手法。作者把本应分属不同感官予以感知的生理与心理感悟杂糅在一起表现，这一修辞手法的过多应用，对于知识结构尚不完备的少儿读者来说，似乎显得太超前了。

其二，儿童诗苑还存在重抒情轻叙事的通病。

重抒情而轻叙事，也是多年来导致我国童诗创作不景气的一个弊病。因为诗是抒情的艺术，所以要在童诗中力求体现抒情色彩，原本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除了直抒胸臆以外，我认为儿童诗的抒情，一般都要建立在叙事基础上去进行间接抒情。譬如融情于景，或托物言志，这类抒情都离不开作者对于人、事、景、物的描叙。

当代许多注重情节性描写的诗人深谙此道，他们的许多佳作都证明了这一点。譬如柯岩的《“小兵”的故事》用诙谐的故事折射出小主人公的天真，任溶溶的《爸爸的老师》非常俏皮而幽默，而金波的《我的雪人》，则着重叙写聪明智慧的孩子为生病不能上学的同学堆雪人陪伴他驱除寂寞，富有孩提式的想象和诗意。

重庆诗人蒲华清最近在“童诗现状与发展”论坛发表了《我喜欢写有点情节的儿童诗》一文。他新出版的儿童诗集《生活中有一颗糖》，正体现了作者对于儿童诗坛一直存在的重抒情、轻叙事之弊病的一种反拨。蒲华清虽因儿童文学创作拔尖而调至出版社任编辑，但他的创作却始终不忘对于校园生活浓墨重彩的描写和表现。譬如，面对老师每天发下的作业本，每个学生都会不断地翻看，结果发现：“改正了，那缺膊短腿的错字；制服了，那乱蹦乱跳的标点；医好了，那颠三倒四的病句；理清了，那乱麻团似的运算。”于是，学生们从“好句子上的红圈”，看见了“老师脸上的笑靥”；从“错题上的红叉”，看见了“老师紧锁的眉尖”。因此，他们打心眼里发出了对于老师的赞叹，这就是作者对那因重复了千百遍而令人颇感平常、甚至厌倦的校园生活的诗意礼赞！如果作者没有发自内心的对于教书生涯，其中包括老师的讲课、家访、作业批改、师生谈话，以及学生的读书、运动和校内外的种种活动充满热情，怎么能从这极其平常的校园生活的细微末节里去发现和捕捉到浓浓的诗意呢？因为诗人原本就是一个擅于把握教学艺术的优秀教师，加之长期的童诗创作磨练，从而成就了他透过校园人、事、景、物描叙而实行间接抒情的儿童诗歌创作特色。

其三，青春期意识描写中的同质化倾向。

我以为，当代儿童诗歌创作中还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二三十年前，因教育学、心理学中对少男少女青春期意识存在的肯定，带来了儿童诗歌创作中对于中学生男女同学间的青春期意识题材描写的过分偏爱。

翻开许多文学刊物，不难发现描写青春期意识的诗作占了不少篇幅。虽然其中也不乏佳作，但同质化的构思与大体类似的语言表述太多。此类诗作，或写课堂上悄悄望了女同学一眼，或写男生喜欢在女生面前逞能，或写神秘的信鸽飞进了女同学的书包，如此等等浪漫世界的青春诗吟，虽然也博得不少读者眼球，但因存在大体相似的构思，久而久之，也就令读者感到厌倦。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是要像柯岩、任溶溶、金波以及蒲华清等作者那样，在深入校园和孩子生活中去努力发掘捕捉灵感，从而创作出为小读者欢迎的佳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