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只有从思想降格为方法，新诗才会变得更加出色。”这是诗人黄梵在《新诗五十条》中所做的论断。他在文中还写道：“与朋友谈论自己的诗作，是种慷慨的义举。”而将自己全部的写作经验和技艺公之于众，从某种意义上也将被认为是文学的慈善事业。《意象的帝国》一书正是黄梵多年讲授的创意写作课中新诗写作部分的教学成果。

不少作者似乎回避谈论诗歌的写作方法和技巧，仿佛在新诗领域谈论技艺是一件自降身份的事情。人们谈起诗歌，总觉得虚无缥缈，仿佛经典诗歌中的每一个字，都来自天赐，由诗人在不经意间恍然所得。这源自人们对诗人充满浪漫想象的审美改造。人类历史上确实存在少数天才型艺术家，他们能在未经系统训练的情况下创作出非凡的作品，但这并不能否定艺术创作存在客观的规律和法门。离开艺术形式去谈论艺术创作，必会陷入空谈；技巧远非艺术的全部，但将文学和艺术的探讨变成纯粹抽象的哲学思辨，这是文学艺术的悲哀。黄梵所坚持的诗要“及物”，实际上是思想和理念“落地”的过程。艺术创作本身不仅仅是围绕“理念”存在的，而是围绕理念如何“落实”存在的。创作想法在落实的过程中不断发生的变形，只能通过持之以恒的实践和反思来应对。此书所总结的方法，是高度提炼和概括出的创作经验，并在教学过程中经历了反复试炼。

新诗写作的入门课程本可以开设一个学期，甚至更长，但黄梵给了自己极大的挑战——用四堂课的时间，教会零基础的学员写作完整的新诗。这和作者的诗歌观相似：一旦一首新诗的长度受到限制，力度反而会凸显出来。书的四章分别对应着四堂课，第一章是关于写作的观念问题。创作规范与世俗的规矩一样，和人性之间都有一种紧张关系。作者认为，我们的作品既不能太过陌生化，亦不可走向同质化。创作应从人性出发，最终也必将经历人性检验。过于极端或实验的作品，虽能流行一时，却无法经久。文学创作在历史进程中，会无数次往各种极端偏离，但最终又会回归人性。这一观念和写作的现代性问题一样，从第一章渗透至全书。书中的“黄氏定律”点明了人性深处的根本规律——人是审美动物，以及人会悖论性地需求新鲜性与安全感，追寻“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现代写作便以此为基础展开。

本章还谈到了写作的诸多细节化问题——例如，如何养成固定时间写作的习惯。这看似是小事，实则众多作家在成长过程中为不良的写作习惯付出了巨大代价。忽视了这一点，写作者就无法克服写作焦虑，形成创作的良性循环。解决写作观念的问题，不仅对诗歌创作有帮助，对小说、散文等各类文体写作均有益处。

第二章至第四章则是从诗句写作到全诗写作的具体方法。这些训练法能够帮助写作者迅速掌握新诗“陌生化”的各项技巧。例如，书中把诗歌意象划分为“主观意象”和“客观意象”，作者举出大量例证表明：新诗更青睐由想象和内心图景构成的主观意象。而关于意象的准确性问题，学者华明在比较庞德和司空图的诗歌理论时指出：“中国诗歌的最大特点是鲜明的形象性，擅长寄情于景，不是朦胧晦涩，而是明白如画。”庞德受中国诗歌影响，甚至认为艺术创作的“不精确”是“不道德”的。但黄梵也认为，即便古典意象有如此突出的优点，它也会陷入象征过于单一的困境。古典诗歌中一些具有奇崛意象的作品，如杜甫的《秋兴（八首）》和李商隐的《碧城（三首）》，它们仍与现代意义的象征有着本质区别。

新诗的节奏与音乐性往往是写作者容易忽视的问题，书中给出了运用重复、叠句等基本技巧的练习方案。另外，停顿、转行、空行、标点的运用也是教学重点。形式的改变意味着内容的改变，细至标点符号的区别运用，都会带来诗作内容和所传达“触觉”的不同。

诚如黄梵所言：“诗歌是一切写作的起点和终点。”他也从另一视角阐释了诗歌写作在文学创作中的位置：“诗歌写作相当于基础科学中的基础学科，比如数学。”当然，没有训练方法能做到真正的艺术“速成”，在迈入写作之门后，写作者仍需遵照书中所总结的方法勤奋练习。令人振奋的是，如若我们从前对诗歌的固有认知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那么此书则为大众搭建了攻克新诗神秘堡垒的“云梯”。如何挖掘新诗的巨大潜能，使源远流长的诗教传统得以进一步发展，还有待此书的读者和新一批诗歌写作者们共同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