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代山乡巨变中开辟文学的广阔天地

——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 推动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 张宏森

（2024年3月15日）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繁荣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我们专门召开这次会议。这是中国作协团结带领文学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文学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

2021年以来，中国作协一直在助力湖南益阳清溪村打造“新时代山乡巨变”文学村庄。清溪村作为著名作家周立波的家乡，也是其长篇小说《山乡巨变》的创作地。这个村庄一直有着重要的文学基因和宝贵的文学资源。如今，文学的基因与资源正为其带来全新的发展空间。在文润乡村、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实现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实践中，清溪村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文学气氛和标识、环境优美、独具特色的村落，新时代文学正帮助这座村庄找到乡村振兴的新路径，获得持续发展的新动能。这显示了文学助力乡村振兴的独特价值与宽阔可能性。脱贫攻坚给中国农村社会、农民生活带来了历史性进步，我们要发挥新中国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优势，充分描写这一壮阔的历史进程。要切实下大力气在全国范围内推动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深刻、广泛表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带来的“山乡巨变”。听了大家的发言，很受启发，也对新时代文学积极融入乡村全面振兴伟大实践，更好地书写新时代农业农村农民，有了更加坚定的信心。借这次会议，我谈几点想法。

第一，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中国式现代化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高度，关注和思考农村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从中国特色的农事节气，到大道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从各具特色的宅院村落，到巧夺天工的农业景观；从乡土气息的节庆活动，到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从耕读传家、父慈子孝的祖传家训，到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等等，都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签，都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总书记站在文明存续发展的高度上，强调了农村之于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重大意义。新时代文学关注农村、书写乡土，不能仅仅就文学论文学，而是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视野中、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使命任务里，去更好地理解乡土的价值和意义、更好地思考文学与农村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有更高的思想站位。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只有在思想上站得更高、在眼界上望得更远，新时代文学才能不断推出农村题材精品力作、奋力攀登文学高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立足时代之基、回答时代之问的科学理论。它提供给我们的，是认识世界、理解生活、分析时代问题的根本立场和总的方法，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是我们理解农村、写好农村的根本思想前提。

在新时代文学创作和作协工作中，我们要认真全面深入地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文化建设进行了系统谋划、对宣传思想文化各方面工作作出了战略部署和理论阐述。去年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深化了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理论成果的认识，对其丰富内涵和思想体系作出科学准确的概括梳理，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伟大实践中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为我们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为我们在新征程上进一步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要把习近平文化思想放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整体中去把握，放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去理解，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大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去认识，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滋养创作。

从党的创新理论入手、出发，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学深悟透，这是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思想地基”。只有地基牢固了，我们的写作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我们在面对新时代农村的时候，才能建立起总体的、历史的、全面的观察、把握和思考，获得更具宽度、深度、穿透力的思想艺术视野，才能在浩浩荡荡的历史和生活潮流中准确捕捉时代的新质与本质，从而真正把农村的问题想透、把农村的故事讲好。

第二，我们要弘扬传统，梳理研究继承现代以来中国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优秀成果经验。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农村题材一直是中国作家创作表现最为活跃、最为优异的领域之一。中国作家对农村农民的书写，在相当程度上勾勒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逻辑与轮廓，而且持续呼应着百年来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宏大历史进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就是现代乡土书写的先驱，他在一系列小说中，通过农民去思考“人的现代化”、通过一方乡土来思考整个中国，发出了思想启蒙的历史强音，也启发了后世的诸多作家。上世纪20年代中期，王鲁彦、彭家煌、台静农等一批作家，书写农民的艰难生存、关切乡村的命运处境，形成了“乡土小说”的创作潮流，有力拓宽了“五四”新文学的视野和题材。沈从文和萧红等作家，注视并描绘记忆中的故乡故土，在他们的作品中，绮丽动人的风景、自然健康的人性、温暖醇厚的人情，展示出中国乡土的多重侧面和多样魅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进程中，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的农村书写在党领导人民改天换地的伟大奋斗和实践中获得了越来越炽热的温度、越来越充沛的能量。赵树理、柳青、周立波、孙犁、丁玲、马烽等作家笔下“解放了”的农村，涌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能量，田野上、山川中无数的“时代新人”热情奔走在建设新社会的理想之路上，创造新生活的崭新经验回应着革命与建设的时代潮声。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路遥、陈忠实等一大批优秀作家对农村状况的深切关注、对生活在农村和走出农村的人们命运的深刻思考，打动和激励了一代代的读者，进一步更新了乡土世界的审美价值与历史内涵。

现代以来中国的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呼应着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历史，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农村题材文学创作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最具分量的“主流”“主线”之一。那些从乡村大地上生长出来的优秀文学成果，是中国文学的不朽财富，也为今天的作家留下了传统的参照和创造的经验。面对这份丰厚馈赠，我们要倍加珍惜，系统地进行整理、认真地加以研究，使之转化为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强大资源。要切实继承前辈作家心系农村扎根人民的精神，吸收借鉴前辈作家书写农村的经验心得，从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再出发，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中国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光辉传统在新时代进一步弘扬光大。

第三，我们要立足时代，认识新时代农村的新变化，书写新时代新农民的新生活。

百余年来中国文学在农村题材文学创作上的探索实践，为我们留下了深厚的传统和宝贵的经验。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时代在发展，农村在变化。今天，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中，新时代的中国农村已经发生了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巨大改变。这是新时代文学在书写农村题材时面对的全新的、也是根本性的时代语境。

我们的写作要跟得上这种变化，要写出新时代之“新”、新农村之“新”、新农民和新生活之“新”。今天的农村，不仅与前辈作家面对和书写过的农村大为不同，甚至与我们许多人年轻时生活过、经历过的农村相比，也有了天壤之别。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不能自我封闭在过往经验中，不能想当然地以为农村是一种凝固的存在。我们必须与时俱进、睁开双眼、更新观念，敏锐发现、深刻理解乡村世界的新发展、新变化，生动书写新时代的新农村与新农民。

我们要全面了解农村状况与农村生活。新时代的中国农村，深刻体现着乡土中国的现代转型，乡土世界的直观样貌和内部逻辑，都发生了巨大改变。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农民的思想观念和生活风尚，包括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地方与世界之间的辩证联系、现代技术对乡村生活时间和空间体验的重塑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刷新印象、重新认知。举例而言，在过去，农村可能是“偏远”的，从村口到大城市，路上可能花掉一天甚至几天的时间；但今天，借助遍布中国大地的高速公路、高铁网络，农村与大城市常常共处在以小时计算的“区域交通圈”内，更不用说，网络的虚拟空间已经超越了地理空间，直抵乡村的千家万户。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产业结构、农村居民的身份意识以及他们对世界的想象，都必然与过往大为不同。再比如，我们以往对农村经济生产的想象，往往是“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农民通过耕作求得生存、围绕土地聚居一起；但如今，机械化智能化农业技术不断普及，特色农业和文旅产业在许多乡村成为支柱性产业，大量农民正在变成服务行业的从业者，有的甚至变成网络直播间里的“卖货达人”。这些都要求我们，摆脱过往的刻板印象和惯性想象，与时俱进地关注农村社会的系统性、结构性变化，关注农村在中国社会总体结构中的角色位置变化。只有真切体会到农村的面貌之“新”、生活之“新”、意义之“新”，深刻理解这些“新”从何而来、因何实现，我们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够推陈出新、打动人心。

我们要努力塑造新农村形象与新农民形象。新时代文学应当塑造出具有新时代特点的典型乡村形象。回望历史，从鲁迅的“未庄”与“鲁镇”、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到孙犁的“荷花淀”、丁玲的“桑干河畔”、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清溪村”、柳青的“蛤蟆滩”和路遥的“双水村”，我们在文学作品里曾与许多著名的村庄相遇，正是作家们创造出来的这一个个村庄地标，参与塑造了人们对中国乡村的基本印象和整体想象。新时代的中国乡村，应当为这一谱系增加属于自己的地标，让新型村庄的鲜明形象，成为展示新时代中国的文学名片。创造新的、吸引人的村庄形象，关键是要塑造出生活其间的、彰显新时代精神的典型农民形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文学里的“人”，是充分精神化、价值化的，他的形象中凝聚着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活跃的现实命题，因而能够成为时代和历史的个性表征。我们的创作，要有能力把对现实的理解和对历史的洞察，有力地浓缩呈现在农民“新人”的故事与形象中，用新时代农民的生动表情和响亮声音，描绘出新时代农村的精神图谱。

观察新的生活需要新的方法，塑造新的形象需要新的形式。生活与人的新质，必然有新的艺术表达与之相适配，而不能以自我重复进行无效的述说。新时代的农村生活与农民形象，是复杂的、多维度的，而且是仍在不断生成中的“经验综合体”，陈旧的文学表现方式，已很难追上现实变化的速度，也难以容纳海量膨胀的复杂信息。为此，我们应当不断地打磨艺术、革新技术，让对新内容新形象的表达，与对新技法新风格的探索，相互催生、有机结合，不仅是“写新的”，而且要“写得新”。这是来自文学发展规律内部的深刻要求，值得每一位书写新时代乡村的作者深入思考、不懈探索。

第四，我们要主动投身农村现代化实践，探索文学服务人民、服务社会的新途径，彰显新时代文学的历史主动性。

文学创作的成果，体现为一篇篇作品、一本本书。然而，文学创作的过程，远远不是从书本到书本这么简单。作家要真正写好新时代的农村与农民，不能只在“纸面”上下功夫，还必须走到“地面”上来，要真正深入人民生活、参与历史实践。在这一点上，前辈作家们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柳青也好、周立波也好，他们之所以能用虚构的叙事记录下真实宽阔的人民生活状态和乡村变迁细节，至为重要的经验就在于，他们不是走马观花的造访者、观光者，而是亲身在场的实践者。柳青之于皇甫村、周立波之于清溪村，都不是以作家身份去“采风”的，而是真正投入到乡村基层建设和农业生产的具体过程里面，实实在在地参与了中国乡村发展变化的历史实践。他们不是在“看”，而是在“做”。正是在行动中，作家获得了新的实践主体性，打通了文学与广阔生活原野之间的对接道路。在行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的今天，这样的经验，对新时代的写作者来说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