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之问与沈佺期都是初唐时期的著名诗人。沈佺期，两《唐书》本传均称其为相州内黄（今属河南）人。宋之问，《旧唐书·宋之问传》称其为“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县南虢略镇）人”，《新唐书·宋之问传》称其为“汾州（今山西汾阳）人”。之问自称“西河宋某”。据傅璇琮先生考证，实籍为虢州弘农，祖籍郡望为西河（今山西汾阳）。            

他们主要活动在武周和中宗两朝。由于诗歌创作上相近的风格、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文学史上被并称为“沈宋”。二人不特年齿相当、阅历相仿，仕宦沉浮、人生遭际也有许多相近甚或相同之处。

一

首先是他俩生年相同，都生于唐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关于这个生年，史籍并无确载。闻一多先生《唐诗大系》据二人弱冠（年二十）登进士第的有关记载逆推定为本年生。今人多从其说。

其次，二人于高宗上元二年（675）同登进士第。就二人登科年份问题，两《唐书》沈佺期本传都只言及沈佺期登进士第事，却未尝记其年份。而宋之问，两《唐书》本传压根儿就没提登第之事。然而，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沈佺期传》载：“上元二年郑益榜进士”。同书同卷《宋之问传》载：“上元二年进士”。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即据《唐才子传》系沈佺期为上元二年进士。并称同科登第的还有宋之问、刘希夷、张鷟。

复次，二人同为珠英学士。《唐会要》卷三六《修撰》记武后朝修《三教珠英》事：“初，圣历中，上以《御览》及《文思博要》等书，聚事多未周备，遂令张昌宗召李峤……沈佺期……宋之问……等二十六人同撰。于旧书之外，更加佛道二教及亲属、姓名、方域等。”圣历中即公元699年。“上”即指武则天。“三教”指儒、道、释。编书客观上是件好事情。但武则天是别有所图的。修书的“领班”就是武后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武后为张氏兄弟特设供奉皇帝而没有实际职司的奉宸府。《资治通鉴》卷二0六久视元年（700）载：“六月，改控鹤为奉宸府，以张易之为奉宸令。太后每内殿曲宴，辄引诸武、易之及弟秘书监昌宗饮博嘲谑。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与文学之士李峤等修《三教珠英》于殿内。”可见，编书也是为武后这些内宠遮挡门面的。而沈、宋二人自始至终与闻其事，直至大足元年十一月十二日一千三百《三教珠英》告成。（见《唐会要》卷六三）

其四，二人都諂附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且都为此受牵连被贬岭南。《新唐书·宋之问传》：“于时张易之等烝昵宠甚，之问与阎朝隐、沈佺期、刘允济倾心媚附……”《旧唐书》卷七八《张行成传》附《张易之昌宗传》：“神龙元年（705）正月，则天病甚。是月二十日，宰臣崔玄炜、张柬之等起羽林兵，迎太子至玄武门，斩关而入，诛易之、昌宗于迎仙院，并枭首于天津桥南，则天逊居上阳宫。------朝官房融、崔神庆、李峤、宋之问、杜审言、沈全期、阎朝隐等皆坐二张窜逐，凡数十人。”（同上）当年春，之问被逐出朝廷，贬为泷州（今广东罗定南）参军。沈佺期则被贬到遥远的驩州（今越南荣市）。

其五，然而，不久，又都遇赦北归，授予新职。《册府元龟》卷八四《帝王部·赦宥》三载：神龙元年（705）“十一月壬午，（中宗）亲谒太庙，告谢受尊号之意，礼毕，大赦天下：前后流人非反逆缘坐者并放还，缘张易之徒党本犯配流者，量轻重与远官。”（《旧唐书·中宗纪》亦有“大赦天下”的记载。）沈、宋显然属于“非反逆缘坐者”，不过，也并不都能就此返归长安、洛阳二京，只能做“远官”。所以，沈佺期有《赦到不得归题江上石》诗。据佺期《哭苏眉州崔司业二公并序》有云：“神龙三年秋八月，佺期承恩北归。”《新唐书·沈佺期传》：“稍迁台州录事参军。入计，得召见，拜起居郎，兼修文馆直学士。”可知佺期赦归当在神龙三年（707）秋。先后授台州司马，起居郎，修文馆直学士。关于宋之问，新、旧《唐书》都说宋之问贬泷州后“未几，逃还”。但之问有《初承恩旨言放归舟》诗云：“一朝承恩泽，万里别荒陬。去国云南滞，还乡水北流。泪迎今日喜，梦换昨宵愁。自向归魂说，炎荒不可留。”。可证之问亦为赦归。按之问后来再贬越州（今绍兴），复流钦州（今属广西），最后赐死桂州（今桂林）。当无“放归”之说。放归当是第一次贬泷州后的神龙二年（706）秋或稍前。而之问赦还后似乎并未作“远官”，两《唐书》都说之问做了京官鸿胪主薄。据《资治通鉴》卷二0八云：“之问、之逊、昙、悛、祖雍并除京官，加朝散大夫。”。

其六，二人又都做了中宗朝的修文馆学士。据《新唐书·李适传》载：“中宗景龙二年（708），始于修文馆置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沈佺期、宋之问都为学士。学士何为？“凡天子飨会游豫，惟宰相与学士得从……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可见都是中宗朝的文学侍臣、宫廷诗人。

其七，二人先后都曾以考工员外郎知贡举。长安元年（701）沈佺期即任考功员外郎。《旧唐书·沈佺期传》：“长安中，累迁通事舍人，预修《三教珠英》。……再转考功员外郎。”。恐怕此处所记失实，任考功员外郎要早些。《全唐文》卷三四三载有颜真卿《朝议大夫赠梁州都督上柱国徐府君（秀）神道碑铭》，有云：“年十五，为崇文生应举，考功员外郎沈佺期再试《东堂壁画赋》。公援翰立成，沈公骇异之，遂擢高第。”同书卷四四0有徐浩《唐尚书右丞相中书令张公（九龄）神道碑》：“弱冠乡试进士，考功郎沈佺期尤所激扬，一举高第。”。《郡斋读书志》卷一七七：张九龄“长安二年进士。”。长安二年即公元702年，知本年春佺期已在考功员外郎任。又据《唐会要》卷三六《修撰》条：“大足元年十一月十二日，麟台阁张昌宗撰《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成，上之。”大足元年为公元701年。“据史传，修书（按即《三教珠英》）诸臣因而有迁官者……则佺期当于大足元年（701）冬（是年十月已改为长安元年）由通事舍人迁为考功员外郎。长安二年（702）春，佺期即由考功员外郎知贡举。”（见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沈佺期》）。

稍晚，在景龙二年（708）宋之问自户部员外郎迁考功员外郎。《新唐书·宋之问传》：“景龙中（708）迁考功员外郎，諂事太平公主，故见用。”之问似乎是因谄事太平公主，才擢为考功员外郎的。又，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云：“维大唐景龙二年岁次戊申月日，考功员外郎宋之问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修文馆学士杜君之灵。”文中有云：“孟冬十月兮共归君。”知本年十月之问已在考功员外郎任。约景龙三年（709）知贡举。《旧唐书·宋之问传》：“景龙中，再转考功员外郎。……及典举，引拔后进，多知名者。”。据傅璇琮先生考证云：“则其授考功或在景龙二年秋冬，而典贡举当在景龙三年。”（《唐才子传校笺·宋之问》）。

二

由于大体相近的人生阅历，诉诸诗歌创作，也便形成一些在题材内容乃至艺术成就方面的相通之处。这主要表现在应制诗、迁谪诗的创作及其对近体诗的卓越贡献上。

唐初，武后末、中宗朝应制唱和活动十分盛行。沈、宋生逢其时，且都是受宠的文学侍臣。奉命作诗，弄点“遵命文学”势所难免。据统计，宋之问今存应制诗二十七首，约占全部诗作的七分之一。沈佺期有三十五首，约占全部诗作的五分之一。这些诗由于要附和皇帝旨意，自然难免有无关性灵、轻薄邀宠之作。《新唐书·李适传》有云：“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当时人所歆慕，然皆狎猥佻佞，忘君臣礼法，惟以文华取幸。”不过，“当时属辞者，大抵虽浮靡，然所得皆有可观。”(《新唐书·上官婉儿传》)沈、宋更是技压群芳、迥出流辈。尤其在形式技巧、韵味格调方面造诣甚高。“他们的应制诗代表着初唐同类诗歌的最高成就，颇多可读之作。即使是歌功颂德，也歌颂的很高明，很技巧，有着流动的气势和较大的魅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唐王朝的恢宏气象。”（陶敏易淑琼《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前言》）清人翁方纲曾说：“沈、宋应制诸作，精丽不待言，而尤在运以流宕之气，此元自六朝风度变来，所以非后来试帖能几及也。”（《石洲诗话》卷一）

应制诗之外，二人还都写了相当数量的迁谪诗。据统计，沈佺期入狱流放期间写有三十二首诗，占其现存全部诗作的五分之一强。宋之问贬谪岭南、越州期间的诗作多达七十二首。占其现存全部诗作的五分之二。这些诗由于诗人身世、境遇的突转，体悟、感受的深切。故能脱尽铅华，一改浮靡。书写大都真切动人而富于历史沧桑感。试想，一个曾是“三春给事省，五载尚书郎”(沈佺期),一个曾是“三入文史林，两拜神仙府。”（宋之问）。而在残酷的政治纷争中，遽然由“荣耀的顶峰跌入屈辱的深谷”，焉能不激起情感上的波澜。故尔，在这些作品中，旅途的艰危，内心的苦闷，旧雨故知的追思，异俗殊方的观感，写的在在动人。一如柳长白所云，真个是“曲尽迁客逐臣景况”。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们在律体诗的诗艺探索方面苦心孤诣、孜孜矻矻，最终取得近乎完美的成果，其诗成为律体诗的龟鉴，其人成为近体诗的拓荒者，在中国文学乃至文化史上厥功至伟。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独孤及《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历千余岁，至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缘情绮靡之功，至是乃备。”。皎然《诗式》：“洎有唐以来，宋员外之问，沈给事佺期，蓋有律诗之龟鉴也。”宋祁《新唐书·宋之问传》：“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会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沈宋体”的主要贡献就在于使唐律诗的体制定型，沈宋在南齐沈约、谢朓等创制的永明体上，从原来的讲求四声发展到只辨平仄，从消极的“八病”之说中参悟出积极平仄粘对，从而形成在平仄上有严密规则的完整的律诗。他们诗作属对精密，平仄谐调，使律诗各体制都达到了成熟定型的地步，明确划开了古体诗和近体诗的界限。使后辈人得以循辙运斤，佳作迭现。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之功。

聂永华先生在《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考论》中认为“沈宋”为“近体诗定型的标志”。并具体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证（大意）。其一，作为近体律诗成熟定型关键的“粘”即“拈二”规则，可能就是由沈宋明确提出的。五言律诗的第二字是律式构成的关键。沈宋不仅在长期写作中有所体悟。而且，因为唐以诗赋取士，而沈宋都做过考功员外郎，他们在知贡举时，为了统一“评分标准”，不能不在格式、声韵方面制定一套严格的衡量尺度。“拈二”即粘对规则当是其中之一。其二、沈宋在诗坛地位的确立主要在于他们律诗创作上的出色表现。该文引用何伟棠先生的统计，沈宋五言诗共235首，有203首粘对合律，站87%。高于当时对律诗定型做出贡献的“文章四友”（崔融、苏味道、杜审言、李峤）。而且，沈宋长律尤为引人瞩目。在二人的203首粘对律诗中，有57首长律。占28%，远远高出“文章四友”。沈宋不仅在五言八句的短章中充分的运用了“换头”、“拈二”术，而且在四韵以上的长诗中亦“律法”严谨，表现了对律诗体式的完全性的掌握与运用。清人王夫之云：“沈宋之得名家者，大要又以五言长篇居胜。”（《唐诗评选》卷三）。其三、沈宋二人除七言排律一体外，品类齐全，兼备各体。沈宋二人不仅五言律诗成就卓著，还成功的将“换头”“拈二”规则引入七言之中，落实于创作实践，沈宋现存的23首七律（沈17首，宋6首。），篇篇合律。几乎是唐以来全部七言律诗的总和。沈宋的成功实践，标志着律诗已最终成熟定型。在沈宋知贡举铨选的神龙以前，未见“律诗”之称。宋人张表臣《珊瑚钩诗话》：“苏、李而上，高洁古淡，谓之古；沈、宋而下，谓之律。”。其后律诗、古诗与今体、往体之别则屡见载籍。清人钱良择《唐音审体》云：“唐人自沈宋而后，应制皆律诗也。”。可以推知，“律诗”的名称就是由沈宋给定的。郑振铎先生说：“他们（按，即沈宋）的倡始号召之功，似较他们的创作为更重要。”（《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320页）

三

沈佺期、宋之问同岁同朝，他们不仅人生际遇，仕宦旅程相仿佛，而且诗歌取向，文学成就亦相匹敌。然而，当他们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一个得以寿终正寝，一个却死于非命，其结局大相径庭。何以至此呢？究其原因，就不能不说到他们的同中之异了。这“异”就主要体现在他们生命后期对现实的感悟程度和安身立命的态度上。在残酷的政治角逐中，开始他们都可谓热中人。然而，自岭南贬所北归后，沈佺期对现实政治斗争有所憬悟，从而接受教训，淡泊名利。远离拉帮结派、勾心斗角的政治漩涡。然而，宋之问却执迷不悟、依然故我。总希望在名利场的盛宴上分一杯羹。于是，他很快就卷入了一场更为激烈的政治斗争。在武韦集团与李唐宗室的斗争中，投靠武韦集团。结果，李唐宗室得势后，之问便大触霉头。“使他落了个首贬越州，再流钦州，终被赐死桂州的悲惨下场。”（《陶敏、易淑琼《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

此外，还应指出，就诗歌创作的体裁样式及其成就方面也并不尽一致。马茂元先生说：

‘沈、宋并称，其诗往往互相混淆，有不易辨识者，以二人身世略同，而风格又相近也。然其间亦未尝不可以区分。蓋之问思致缜密，清丽居宗，五言是其擅场。其《昆明池》应制之作，固已压倒佺期。沈则气度较宏，七言独辟胜境。其《独不见》一章，“高振唐音，远包古调”（姚鼐《今体诗钞》卷一），亦非之问所能企及。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云“沈詹事七律，高华胜宋员外。”《旧书》（按即《旧唐书》）谓佺期“尤长七言之作”；而于之问，则称其“尤善五言诗，当时无出其右者。”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文分举而义互见也。又沈、宋并工五言排律，之问所作犹不过百余言；而佺期《代魑魅答家人》，长达四十八韵。其排比铺陈，尽情刻划处，已开盛唐风气之渐矣。’（《晚照楼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4月版）

由此，不难见出沈、宋诗作的所长所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