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亮（上海师范大学）：虽然很早就关注陈先发的诗歌，他早些年的名作我也几次带领研究生进行过细读，但要说得上比较集中地进行专业意义上的通读，应该是因为这次研讨会提供的契机。当然，因为也只是比较专注地读了半个多月，对于陈先发诗歌的整体性的把握和判断我仍然不敢说已经很清晰、很到位，我觉得自己目前所能表达的应该只是印象强烈的几个点，或者说是某种非常粗略的线索。

第一点，我很好奇“九章”的这个形式。

这个形式让我自动联想到了近些年北大诗人臧棣的“协会”、“丛书”“入门”之类的集束性写作，一种似乎是永无止境的阶段性的语言实验。我不知道先发以“九章”的形式写出这么一部诗集，是不是与臧棣的这个实验有所呼应。或者说，当代诗人之间的写作是否存在一种良性的互文或互动关系。

第二点，涉及主题学和风格学，《九章》让我很缭乱。

我在读《九章》的时候曾经做过札记，试图从题材、主题的角度进行梳理，进而做出总括性的把握与判断，但后来发现竟然比较难。就像陈先发以前的写作一样，《九章》的表达对象涉及生活、时间、生死、语言、世界、历史、地理、生命、伦理、美丑、衰老等等，仅仅从主题学和风格学的层面来进入，在很大程度上显然是无效的。其实陈先发大部分的诗歌都是如此。解读陈先发的诗歌需要更到位、更有效的理论和方法。

说到这一点，我想强调的就是陈先发的诗歌实践所具有的诗学特征及其意义。想必在座的诸位都知道，30多年来的中国当代（先锋）诗歌有一个从高蹈的、浪漫的、不及物的主导观念开始，经历了1990年代的强调在场的、日常性的、叙事的、及物的诗学阶段；另一种说法是从1980年代的青春期写作到1990年代的中年写作，——当然，这种描述毫无疑问也是需要讨论的。不过，中国当代诗歌近30年来的总体发展趋势，显然是诗歌维度的不断打开和丰富的过程，这样一个发展的结果，就是新世纪以来一批优秀诗人写作实践中所普遍表现出来的诗学上的综合意识和总结意识，陈超先生曾经在评论雷平阳的诗歌时，把这种意识命名为“融汇”的诗学。实际上，读过陈先发的诗歌，我对这一点的感受更加强烈和深刻。正如陈先发在一篇文章中所述，“有一批生于六、七十年代的诗人和小说家，初步形成与这个世界匹配的复杂性与语言实践的特异性。这种复杂性可以达到这样一种境界：它并非一般意义地去揭示某种困境，而是他的写作甚至包容了时代的困境。开始形成这样的胃，它既在消化古典的蒹葭，也在消化后工业时代的电子垃圾。”的确，在陈先发的诗歌中，在那些充满不谐和音与反常性的句子、意象中，总是涉及视觉和声音与心理、记忆、想象、文化和历史的互相打通与交通，能够“邀请我们更深地进入文化、历史、心理、记忆和现实的上下文。”（黄灿然语）。或者，从“非个人化”的现代诗学标准看，陈先发的诗歌的确除感情之外，表达出了诗人尽可能多的意识状态、内涵广泛的心境。

综观陈先发的诗歌，让我联想最多的是1940年代“九叶诗派”的诗学原则，即“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这一诗学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后来在当代诗歌实践中被断掉了，新世纪以来，某种意义上，得到了必要的恢复和发扬，我认为，陈先发的诗歌实践就突显了这一点，具有非常积极而重要的诗学意义。

第三点，陈先发是国内少有的立足于现代诗学起点之上而没有后退的诗人。

我认为，经过近30年的探索和实验，强调个体主体性的“生命哲学”与符号形式哲学/“语言学”已经建构起了当代诗歌的主要诗学基础。据前者而言，陈先发曾经反省过中国古典诗歌的重大缺陷，认为“中国古典诗歌系统有个显见的缺憾，即对人本性的光影交织、对个体心理困境、对欲望本身的纠缠等掘进较少、较浅。”对他的这一观点，我非常认同，其实在很多问题上，我发现，我和陈先发的见解都是相同或近似的。所以，借用当下一个著名的说法，我们是“同时代人”。记得新教神学家奥特说过，“对人的反思是今天所有文化的共同任务”。而我认为，对于中国当下的思想语境和社会处境而言，这一任务尤为重要而不可回避。我非常庆幸地看到，陈先发的诗歌知难而上，贡献了非常丰富和深入的感悟和思考。例子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同时，我还想强调一下后者，即当代诗歌的语言学视域。众所周知，“语言学转向”是近代以来人类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重大事件，“二十世纪人文科学的进展，已使离开语言来理解人之在难得门径。”（刘小枫语）当代诗歌的进展同样如此，可以说，离开语言学的诗学意识和视野，有效的诗歌写作和诗歌评论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就像有人指出的，陈先发的作品中有很多“元诗”——关于诗歌的诗歌，这不是个案的、偶然的现象，张枣、臧棣等很多当代优秀诗人都写过。我认为，正是因为现代的语言诗学，导致了陈先发等诗人笔下全新的语言景观和艺术世界，具有跳出传统认知框架和思维模式的魔幻般想象，不断带来新异、奇妙的角度和修辞，令人叹为观止，典型的例证如《从达摩到慧能的逻辑学研究》：“为了破壁他生得丑/为了破壁他种下了/两畦青菜”，诸如此类的神来之笔。

说到陈先发在语言学的诗学意识下的诗歌实践，有很多值得研究的方面。例如，陈先发诗歌中的隐喻就不同于传统范畴中的意义，它多将切近之物与遥远之物相连，发展出最出人意料的组合，甚至它自己取消了隐喻式语言与非隐喻式语言的差别……再比如，借助于老庄和维特根斯坦、福柯等哲学家对于语言二重性的认识，陈先发非常善于通过紧缩、省略、移置和重新组合，将来自感性现实的丰富元素提升为一种超现实，似是而非，二者之间张力弥漫，诗意弥漫，换句话说，借助可见的、现实的、逻辑性的语言或图像部分表达了不可见的、非现实的、非逻辑性的世界或图像，所以，陈先发诗歌中的关键词多用“空白”“无”“不可说”等等，我认为这就相当于奥特所说的那种诗歌语言中的“创造性的空”，这种“空”是人类学的基本事态，具有一种日常性和普遍性，是“未曾意料和不可意料的”根本性的“模糊点”，属于有区别能力的人之禀性的精神理解，它总是中断和连接人意识到的意义—意向的连贯性。它又是诗歌语言的一个基本特征，即：言语出自和指向的东西默默地隐藏在“字里行间”。这种中断和连接一切理解的存在之“创造性的空”，往往为伟大的诗歌所具有。当然，这种“创造性的空”又往往由诗中具体的意象、元素所诱发、指引，那些意象、元素虽然属于个别人的生命视域，却也可能触及生存之整体，人们可以在此开放了的生命视域中相互理解。也因此，陈先发诗歌中那些从个体经验和体验产生的领悟与沉思，往往表达的是与许多人、无限多的人相关的真实，因为对“已知”、“已有”的消解和覆盖（陈先发语）往往导致与人相关的不可说的经验，那是人在其真实、在其所在的深层遭遇的那种真实。因为“创造性的空”，诗歌不断冲击着语言的边界，那种“临界经验”的引入使得诗歌涌向存在的“陌生处”，那神秘的世界与诗歌的源头……

还有，通过文本细读，我认为陈先发那些奇幻的诗歌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个“不在场的他者”，这个特殊的诗歌主体的意义不仅限于提供超现实的精神视角，制造奇幻的外在修辞景观，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它经常颠倒和摧毁似乎先验、恒定的庸常现实，让语言回归其形而上的源头；除此之外，陈先发对于现代诗歌穿插技巧的熟谙，也是当代诗人和批评家很少注意和采纳的，而这恰恰是陈先发诗歌的独门绝招之一……

那么，陈先发的诗歌之所以能够在现代诗学的标准下自成一家独树一帜，奥秘何在？我认为，就在于陈先发是一个具有高度自觉的现代诗学意识的杰出诗人。不难想象，作为一个典型的新闻记者（陈先发目前的身份已经是新华社省级机构的总编），每天操持使用那种追求准确、简洁、通俗易懂的实用文体语言的现代职员，要在诗歌中创造出现代诗学所期待的审美语言将会是多么痛苦和艰难，于是，我不能不提到陈先发在其名作《前世》里所出现的那个词“脱”——不断地、尽可能地脱下实用语言的紧身衣，或用陈先发本人的话来说，“在当前的时代尤其需要警惕，即写作的个人语言范式，必须尽量排除公共语言气味的沾染”：

但诗终是一个迟到。须遭遇更多荒谬

然后醒在这个裂缝里

第四点，我要特别强调的是，陈先发诗歌所体现的马歇尔·伯曼意义上的现代性，即：作为一种主体面对危机的世界所产生的某种危机体验，一种充满悖论和矛盾的生命体验。根据马歇尔·伯曼的观点，当下中国人的这种体验应该是最强烈、最普遍和最痛苦的，因为“成为现代的就是发现我们自己处在一个预示着冒险、权力、欣喜、发展和自我变化的环境——同时又处于一个威胁着摧毁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和我们所是的一切的世界”，“成为现代的人，就是将个人和社会的生活体验为一个大漩涡，在不断的崩解和重生、麻烦和痛苦、模棱两可和矛盾之中找到自己的世界和自我。”众所周知，今天的中国正处在马歇尔·伯曼所描述过的“现代”进程中，它既不是杜甫的中国，也不再是穆旦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特别是像我和陈先发这样的1960年代出生的人所经历的历史变化堪称是空前的，可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1990年代后，大规模、高速度的城市化运动，更新换代频率令人目不暇接的高科技的发展变化等等，以及因此带来的乡村的“空心化”、乡村共同体及其信仰道德等等的解体、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巨变，都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我想，这种既本土又全球化的现代性体验应该是前所未有的丰富和深刻，但纵观当代诗歌实践，对此方面的表现、表达却与其很不相称。而陈先发的诗歌又算挽回了一些颜面。例如他的《无名溪畔》、《孤岛的蔚蓝》、《中秋》、《河面的空鞋子》、《死者》等等，从某种意义上我把它理解为陈先发在其谈诗录《困境与特例》中所说的“这里”，换个说法可以叫做“当下性”，夸张一点说，相对于当前诗坛泛滥的“心灵鸡汤诗”、“辛波斯卡病”，陈先发的这些诗甚至可以视为有效诗歌写作的突破口和方向，我很愿意强调这一点来突出陈先发诗歌实践的历史意义与启示。

总而言之，陈先发的诗歌能够生发诸多建设性的诗歌话题，陈先发是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诗人。对于已经写出《丹青见》《前世》《鱼篓令》和《从达摩到慧能的逻辑学研究》等难以复制、不可取代的汉诗经典之作的诗人陈先发来说，他开阔的文明视野和高度自觉的现代诗学意识使得他至今仍然活跃在当代中国诗歌实践的前沿，他已有的诗歌成就已经证明了他是当代中国屈指可数的一流诗人，他在诗学上的精进也许已经足以显示一个大诗人的潜力。

张德明（岭南师范学院）：作为当代中国诗坛极具活力、极有实力的优秀诗人，陈先发是有着突出的美学自觉和文学史野心的人，在三十余载的创作实践中，他一直在努力探求着新诗与古典文学（尤其是古典诗歌）传统的有效联通，他的诗歌是现代性与古典性缠绕、传统回眸与当下反思融汇的具有独特艺术感染力的文学成果。在2004年发表于《诗刊》的《我们都是有源头的人》一文中，陈先发高屋建瓴地指出：“我们都是有源头的人。我们应该重新理解并回到民族诗歌传统的伟大品格中去，并以他为根开展新一轮的生长。”陈先发是这样说的，他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其诗歌既体现着古典意绪的现代性表达，又自觉将传统人文品格嵌入现代诗的精神血脉中。结合近来相继出版的《写碑之心》与《九章》来看，我觉得，它们构成了陈先发诗歌创作当下状态的两个生动例证，如果说《写碑之心》流溢着令人流连的桐城遗韵的话，那么《九章》则是“骚体”传统的现代传承。

我对陈先发的诗歌关注既久，也对之做过一定阐发，在旧文《陈先发与桐城》中，我这样来评价他，陈先发的诗歌“代表了一种‘经验’与‘方法’的成功尝试，他的诗歌为当代诗人如何将传统的文化血脉与个体生命经验和精神气息灌注于诗行之中，从而构建心意辗转、余韵缠绕的集古典与现代于一体的新诗美学提供了范例。”《写碑之心》这本诗集正是集古典与现代于一体的代表之作。《与清风书》《丹青见》《鱼篓令》等诗作，在现代语境中吟咏古典，又借古典语词和比兴手法来阐发现代，形成一种现代与古典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对话性诗意构筑形态，而这些诗歌中，又凸显着不凡的桐城遗韵。我坚持认为，陈先发的骨子里流淌着桐城文人“多朴厚”“尚气节”“敦廉耻”（姚莹《东溟文集·吴春鹿诗序》）的精神血脉，他的诗歌从不空发议论，也不滥自抒情，而是有力继承了桐城派主张“言有物”“言有序”“修辞立其诚”的文学理念，在具体的情景设置和触手可及的情绪伸展中，将自我对现代化的深邃反思与别样理解隐曲而精妙地呈现出来。

新近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诗集《九章》，代表了陈先发诗歌创作在继承古典传统、重构新诗民族美学的更高阶段。诗歌已经从单纯的“地理灵性”诗学思维中超拔出来，向更为深广的传统文化根源处继续进发，试图在现代诗歌中接通“骚体”传统，重建新诗的民族美学。我们知道，“骚体”传统发轫于屈原，后经汉代一众诗人追摹跟随，渐至成为古典诗歌的伟大传统。《九章》是诗人屈原的重要诗作，陈先发将诗集取名为此，其内在用心不言而喻。纵观这部诗集中的诸多诗篇，我认为它体现出四个方面的特征。首先，心怀苍生的悲悯情怀，如《滑轮颂》对夭亡的姑姑的怀念和怜爱书写，《拟老来诗》对晚景生命的关注等，都与“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骚体”情怀相一致。其次，反思现代的忧患意识。对现代性加以反思和批判，对更为健康有序的现代生存空间的追寻，一直是陈先发诗歌中的重要思想主线，这在《九章》中进一步得到具体体现，《秋兴九章·四》《江右村帖》《面壁行》等等，都是此方面的代表作。再次，钟情自然的情绪彰显。陈先发认为，民族诗歌传统中有一个伟大的品格值得我们去坚守，那就是它的强大的与自然对话的能力。基于此，陈先发的诗歌也关注自然，让现代诗歌主动与自然作多层面的深层对话，从而碰撞出有关生命的体悟和宇宙人生的哲思来。《卷柏颂》《滨湖柳》《坝上松》《秋江帖》《湖心亭》等等，都体现着与自然对话、从自然中寻找心灵的慰抚与人生的寄意的艺术情采。第四是含蓄蕴藉、余味难尽的语言个性。陈先发的诗歌从不是直抒胸臆之作，也不是简单描摹自然的口语表达，而是用语典雅、表意含蓄深沉、富有美学内蕴的优秀文本，在多样化并置的当代新诗艺术园地里，陈先发是具有独特语言组构技法和诗歌美学修辞能力的重要诗人个体，这与“骚体”诗歌“含蓄深婉为尚”（胡应麟《诗薮》）的美学特性也是有着共通之处的。

许道军（上海大学）：昨天我与陈先发有过几分钟的交流。我说，《九章》与他的其他作品大不一样。以前，他的诗我可以一口气读四十首，现在，我只能一口气读一首或几首。这当然不是说他的诗不好了，而是说，他的诗似乎突然进入了江流天地宽的大境界，每一首诗都值得玩味，不忍心也很难一扫而过。他说是的，《九章》的确有一道明显的分割线。我不知道我们说的是不是同一个意思，我想说的是，《九章》对于陈先发，对于中国百年新诗真的具有突破性意义。

新诗已经发展百年，取得了一些成就，经历了许多波折，在这个亟待出大诗人、大作品的关键时刻，陈先发的思想、技巧与情感恰到好处的一并成熟了，这真是中国新诗的幸运。在这期间，有许多优秀的诗人涌现，他们或以思想深刻、见识卓绝著称，或以感受敏锐、表达创新引领风骚，或以直面惨淡、勇于担当而令人肃然起敬，但是三者均衡，同时达到如此高度，还是具有极大的偶然性。三者取其一，可以成为好诗人，百年间都能找到一长串名单。在当下，新诗依旧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格局。但三者具备，方可称之为大诗人，这样的诗人，寥寥无几，或者我们几乎没有勇气指出他是谁。

当然，对于陈先发而言，似乎又不是偶然的。我们假如把《九章》当作陈先发乃至新诗百年的代表性成就，从已然性倒推必然性的话，陈先发的“成功”是有准备的。值得强调的有四个：一是就读复旦大学以及任复旦诗社社长的经历，让他的诗歌一开始就在很高的专业性平台上起步。新诗的兴起，是因为它的写作门槛降低，但新诗泥沙俱下，质量参差不齐，也与新诗写作者自身的不专业有关。二是青年时期的记者工作经历，让他的诗歌从一开始就扎根于广阔的现实，对接现实的各种问题。三是《黑池坝笔记》的撰写与出版。在这个集子里，陈先发对诗歌、诗人身份、写作活动、传统、现代、后现代、语言、生存等有了深入的思考，这让他的创作具备了高度的自觉意识（《黑池坝笔记》也是当代中国诗学的宝贵成就，一下子将中国诗学拉升至相当的高度。2008年《黑池坝笔记》在博客连载的时候，我认为它是年度最有价值的诗学成就，专门撰写了《“梨花是我的假想敌”》一文作为推介。现在看来，它的意义还不仅止于此）。四是，这对诗人，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残忍的事情：父母为我们肩扛了死亡的闸门，屏蔽了人生的黑暗，父母去世，一下子将我们抛掷于荒野，面对死亡，从此被迫独自承受生老病死。陈先发也是如此，我们注意到，陈先发的诗歌近年的创作，或者说自《写碑之心》之后，突然走向沉着、深情而悲悯，想必与自己的父亲去世有关。众所周知，伟大的哲学、宗教与艺术总是直面生老病死，而二流的哲学、宗教与艺术才纠缠于理论。

《九章》可说的地方有许多，我想说三点。

一，浓郁的生命悲悯意识。这种沉郁顿挫的感情与一般性的花过清明、韶华不再的中年写作、私人写作不同，《九章》的写作直面生老病死，抵达生存真相，并对万物与众生心怀悲悯。这是一种大彻大悟般的情感状态，也是一种大江大河般的情怀境界。我想正是陈先发情感状态的稳定与情怀境界的提升，才使《九章》实现了思想、技巧与情感状态的高质量的均衡。

二，强烈的文体自觉意识和诗学思想。陈先发的诗歌一方面在解决自己的内心问题，一方面也在应对中国新诗的建设问题。从《黑池坝笔记》中我们得知，中国新诗的问题陈先发全然知晓，且思虑颇深，但是他没有卷入各种无谓的争辩，而是以自己的创作去摸索，去回答。《九章》一如既往，既直面个人生存事实，又植根于中国大地，超越了传统与西方，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等的区隔，又将传统与西方，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等化作气息，融入现在，溶于现实，不拘形迹，是其所是。就像它曾经描述的“柳树”意象那样：“柳树立在坝上，无所谓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这是一种扎根于传统、扎根于现实并面向未来及各种可能性的综合写作，真正续接了中国传统诗歌、中国新诗派的传统，同时还又超越了两者，真正落实到个人的写作。这应该是中国诗歌发展的正路，新诗发展的方向，平稳、自信、大气、沉着，不急不躁。我以前想，陈先发可能是安徽诗歌的最好的诗人或者“领导诗人”之一，现在想，陈先发的诗歌意义还不止于此。陈先发未必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唯一示范性诗人，但是他的写作方式与诗学坚持一定能对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建设性参考。

三，高超的技巧。大家知道，诗歌是一门“炫技”的艺术，离开了技巧，一切思想、情感与生活，一切的真善美，均无从谈起。我们读陈先发的诗歌，很容易被他的思想、思辨、见识、深沉的情感所打动，却往往忽略他极其敏锐的感受力、匪夷所思的想象力、精准无比的表达力，忘记了他上述种种是经过了技巧处理的结果，忘记了他是一个技巧大师。我曾在《语言的隐身术与医疗术；陈先发的诗学和诗歌》里用一个段落，提及他的语言技巧、结构技巧、修辞技巧等等，并承诺将来要对他的诗歌技巧做专项讨论。可以与陈先发诗歌的技巧成就相比较的，我想到了杜甫。我们习惯性的认为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爱国主义诗人，却往往忘记了杜甫同时是一个诗歌技巧大师，他的诗歌技巧之高超，几乎让我们忘记了他的诗歌技巧本身。陈先发也似乎如此。

限于时间关系，我先谈这些，请大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