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国门大开，抒写赴海外旅游的诗愈益多姿多彩。但是怎样才能抒写得出神入化、情采芬芳绝非易事。中年诗人陈泰灸新作《印度洋的风（组诗）》，诗人挥动五彩的画笔，描绘出了既色彩斑斓又新奇迷人的诗歌意象。组诗第一首《九月三十日上海的早晨》开篇第一句便营造出一个鸟鸣花开的新美意象，“上海的斑鸠/比我要乘坐的飞机/起得早/叫声扫落桂花的香气/正好落在我捧读的《飞鸟集》上。”显然这是诗人即将出国登机时灵感突发，遐思远想，营造出的幻化的情感世界。由此可以初步感知陈泰灸诗歌创作不仅在国内能登上大雅之堂，且早已蜚声海外，一个重要的特征便是他善于营造自出机杼的迷人意境。美学大师宗白华对艺术意境的营建与赏析有不少精湛的论述。他说：“艺术的意境有它的深度、高度、阔度，杜甫的诗高、大、深，俱不可及。‘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为高，会茹到人所不能食茹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为深。’（刘熙载评杜甫诗语）。涵盖乾坤是大，随波逐流是深，截断众流是高。李太白的诗也具有高、深、大。但太白的诗偏于宇宙境象的大和高。杜甫则‘直取性情真’（杜甫诗句），他更能以深度发掘出人性的深度，他具有但丁的沉着的热情和歌德的具体的表现力。”（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的诞生（6）》，《美学与艺术》第92页，华东师大出版社2013年9月）唐代诗人杜甫毕其一生的诗歌创作实践，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创造诗歌意境的标杆。陈泰灸的诗歌创作既承继源远流长的古代诗歌传统，又合理地借鉴了西方诗歌艺术的诸多艺术表现手法，方才形成了自成特色的新美创造。谁也难以想到他一开篇便以“上海的斑鸠”起兴，照说二千多万人口的繁华大都市野生的斑鸠不会常见，然而自《诗经》以来，二千多年的流变中斑鸠皆以吉祥的传递爱情的友谊使者的化身见于诗篇。耳熟能详的“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陈泰灸置身上海蓦然涌生“斑鸠”意象不失为中国气派。其诗歌意境的构建，在于“斑鸠”的“叫声扫落桂花的香气”，且又联想到远航的目的地是印度，便又浮想联翩，巧妙地与泰戈尔《飞鸟集》串连了起来。斑鸠——桂花——《飞鸟集》，三者原本互不相干，可在诗人灵感突发在一瞬间，三者居然亲亲热热地连结在一体，建构成了一个雀歌鸟语、花香迷人的独特意境。诗人以下抒发的是对于父母的亲情与思念。最能触动读者深情的是他怀念已经去世的父亲，“我想起爸爸临终时说过/起露水了，蚊子就不再咬人/不是它翅膀被露水打湿不能起飞/而是它认为露珠比人和其他畜生的营养更高。”这话看似寻常，实则其间涵蕴的丧悼父亲的情怀如泣如诉、伤怀念远。以下一句来得更为奇异诱人，“蝴蝶兰在地铁门口默默地数着陌生人的脚步。”蝴蝶兰在诗人登机离去之前骤然出现，实则一种象征，它象征着上海乃至祖国大地皆像蝴蝶兰一样芳香迷人，情意缱绻。“一张合影留在35号登机口/我们谁先回来？”“谁先回来”仅四个字，却以少胜多，用有限写无限，象征着出国之时首先想到的是何时归国。其爱国之思溢于言表！

二

诗人进入印度的繁华都市加尔各达，最先进入审美观照的竟然是乌鸦，由此显现的印中风俗习尚与文化观念的差异。在中国与印度一样鸽子是和平吉祥的象征，而乌鸦却一点也不吉利。常言道：“天下乌鸦一般黑。”诗人忠实地描述宗教文化里的乌鸦，“乌鸦在印度神庙上空翱翔/阳光无数次穿透它黑色的翅膀。”英国人文爱者威·燕卜荪论隐喻时说：“修辞语是用分析直接陈述语的字眼，而‘隐喻则是把对于物的多方面的观察所得综合为一个主导形象，它表一个复杂的思想，不是用分析，也不是用直接陈述的方式，而是凭借对于事物之间的客观联系的骤然领会。”（载《二十世纪文学评论》第276页).陈泰灸以其敏锐的艺术直觉，一下发现乌鸦也像鸽子一样在印度加尔各达奉为神物，便紧紧抓住，由此涌生奇思异想，以陌生化的手法，抒写出独特的印度的风俗习尚及至宗教信仰，呈现出的是新奇的诗歌意象。德国学者卡西尔称：“诗歌一旦失去了奇异，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和理由，诗歌并不能在我们琐碎和平凡的世界中兴旺起来。只有神异、奇迹、神秘才是真正诗的题材。”（《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第17页至18页）。陈泰灸谙熟为诗之道，这首《加尔各达的乌鸦》便也以神奇取胜。诗人因乌鸦的飞起飞落、情不自已又诱生联想，“泰戈尔的《飞鸟集》是谁心中飞出的忧伤？”诗兴的起伏跌宕仍离不开对乌鸦新奇的观赏“两只乌鸦落在电线上看我/我开玩笑告诉诗友/看，加尔各达的太阳不但晒黑了你/也把乌鸦晒掉色了/天下乌鸦还真不一样黑。”结尾一句可谓妙手偶得，活脱脱描画出了印度加尔各达不同于中国的异域文化思想与风俗习尚。于此，陈泰灸抵达了他真正意义上的异域风光！

三

在一组诗中，将一种鸟刻意描画后仍嫌不足，另一首诗又重复抒写，这似乎不多见。诗人陈泰灸却对乌鸦情有独钟，堪称“乌鸦情结”。陈泰灸笔下的乌鸦原是印度不同宗教信仰与特征的徽记，诗人由此产生奇思异想，《新德里，乌鸦在天堂翱翔》，较之《加尔各达的乌鸦》更令人拍案惊奇。诗人竟然发现乌鸦与鸽子各自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新德里是一座隐藏在绿萌下的城市/大部分鸽子信仰佛教……/而大部分乌鸦信伊斯兰教/在印度教庙外树枝上的乌鸦只能偷偷磨牙不敢喧哗。”我们无须追问这是否是事实，也足资证明印度真乃名副其实的宗教大国。连宗教喜爱什么样的鸟群皆有明显的区别。诗中这一奇异的发现从偶然直至抒写出自然景观的必然，“吃中饭时我看到一群乌鸦在总统府上空翱翔/就像我心目中的鹰一样。”据说印度多达数十种上百种宗教。诗人在印度大城市的风物景观中对于乌鸦的惊异发现由此引发出灵感的陌生化表征，形成了陈泰灸诗歌的独特风格。文学批评大师勃兰克斯在其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六分册《青年德意志》中论述海涅的诗称：“风格是人格的一种表现……歌德的风格尽管是伟大的，但对于把握现代观念却是远远不够的。海涅的风格……在处于顶峰时期，像锻铸的那种古代西班牙的剑一样，能像树枝一样地柔软，虽不能刺穿铠甲，却十分适用于去应对现代生活，表现它的严酷和丑恶，它的优雅和骚动，它的许许多多的刺眼的对照。这种风格发展到高峰时，也具有一种力量，能对现代读者直到神经刺激作用。”（勃兰克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六分册《青年德意志》)陈泰灸的《印度洋的风（组诗）》，它的奇特曼妙便在于诗人的敏锐的艺术直觉，捕捉到了印度两座大都市“许许多多的刺激对照。”诗人仅仅抓住了乌鸦在印度城市生活中的频繁出现，且与宗教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幻化为绝妙的诗歌意象。这意象之联翩显现，上升为一种出神入化的艺术意境。诗人锲而不舍地追踪城市中乌鸦的踪影，继而发现“乌鸦与鸽子还在辩论在新德里和旧德里界线怎样重划/太阳依然/炙烤所有的宗教/只有弯刀样的月牙落在清真寺顶。”诗人由乌鸦情节进而转化为宗教情节。陈泰灸毕竟不失为中国当代诗人的自尊。他在捕捉住乌鸦这一奇特意象的同时，于印度大都市的繁华喧嚣亦敏锐地透视到印度市民经济与精神情感生活的萧条与落寞。。“流浪的人在街上很多/却没有人在唱丽达之歌/中国MTV里最流行的新郎的歌/在新德里的商铺里没有一家播放/世界瑜伽节的狂欢也没见一个新娘。”诗人带着一个中国诗人的民族自尊和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谛视印度的别样景观，彰显出一个中国诗人对于印度贫富悬殊带来的种种不幸表示深切的同情，从而将这首描写乌鸦的诗赋予了深厚的思想文化涵蕴。

四

在我的阅读体验中，《印度洋的风（组诗）》其思想魅惑力还体现在《阿格拉只剩下爱情》一诗。诗人用精粹的诗歌语言娓娓诉说了一个凄美迷人的传说故事。它的传奇色彩分外引人顿生惊奇与悬念。“亚穆拉河右岸/有一个生了14个孩子的女人睡在那里。”我不知是真是假，单知道印度人口稠密，却未曾听说过一个母亲接连生下14个孩子。诗人称她姬蔓·芭奴，是王宫的贵妃，如此养尊处优、衣锦繁华，国王在她死后用洁白的大理石修建了泰姬陵。妃子阿格拉留下的竟然是伤痛，死因为何？诗人未作交代，从“每个奇迹/基本上都诞生于男人对女人的冲动。”诗人笔锋一转，“在泰姬陵鸽子和乌鸦终于和睦共处/一群天鹅缓缓飞过/像给单调的蓝天剪开一条缝/夕阳下的红堡早已人去楼空。”诗人依然无法开解乌鸦情结，诗中的“鸽子和乌鸦终于和睦相处”似乎喻示不同宗教信仰与乎人际关系的矛盾冲突最终得到化解。诗篇在后部分隐约透露，产生在红堡中的令人艳羡的爱情，老皇帝仅用了八分钟车程，极言皇帝利用权势闪电式地拥抱美女阿格拉。令人叹惋的是：“被儿子没收了江山还有缰绳。”意味着儿子残忍地夺走了王权。泰姬陵埋葬下的是父子相残的仇恨。诗人悲叹：“假若我是女人/一定在活着的时候把你的钱化光/不能让你为了我/人财两空。”以此揭示封建王朝为争权夺利，多少人死于非命。诗歌结尾令人玩味：“泰姬陵红堡宫/阿格拉一睁一闭的两只眼睛。”以此为阿格拉既繁华富丽而又悲伤凄楚的一生唱出了令人品味不尽的挽歌：“一睁一闭”，死不瞑目之谓也。

此诗构思之奇巧，叙事之迷离诱人，由此引生出的人文哲思于模糊混沌中见出深广忧愤，令人遐思远想，缱绻低回。诗人将故事的传奇色彩与旨趣的深广悠远交融巨渗，达到了一个新的审美高度。喻示着陈泰灸的诗歌艺术正处于独辟蹊径，一路攀壁跨崖，涉险探幽，其前景必将是既荆棘丛生又山花烂漫，风光旖旎，前程似锦。值得提及的是部分诗篇文化涵蕴稍微欠缺，诗歌意境不够新颖和完整，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艺术魅惑力。境界独诣，将是一个有作为的诗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作者简介：何世进，四川开江县人，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专业作家，出版文学著作20部。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