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经济、文化及传播的变化，也给文学与诗歌的地域性写作带来新的变化。2020年9月4日至6日，贵阳诗歌沙龙主题平台约请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贵州21世纪诗歌研究中心和黔省各地的20余位代表性作家、诗人、评论家，聚集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74%、拥有多个世界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夜郎故地石阡县，在开展“上山下乡”的主题采风活动期间，举行“文学与诗歌地域性学术对话交流会”，就如何认识和发掘新时期地方文化资源，提升文学地域性写作待进行了对话与交流。

主持人、诗人、诗评家赵卫峰在发言中认为，区域、民族、乡土，这些都是文学的资源，诸如此类的话题貌似常谈，但不能将资源只视为现成和一成不变的，它同时也是与时俱进变化的，也就是说，当谈到它们，是在肯定既往的同时谈变化与新的可能性。而在今天，谈及文学及诗歌的地域性、民族性、乡土性是否意味着保守？

曾获全国民族文学骏马奖的作家孟学祥认为，乡土在文学里基本是被认为正面、应该和易写的常规性主题。每个作家都有一块精神的地域，这是与生俱来的，犹如胎盘；也是存在的一种地方根性，但我们的写作，不应只一味沿袭和滞留于乡土写作的婴幼期，而要努力从土地根性递进到文化根性。与此同时，在当代传播环境里，写作者又须克服急功近利之心、虚荣之心，为乡土写作而乡土写作。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杜国景指出：文学作为学科也仅百年历史，而地域则是先在的，以“文学”反过来界定“地域”，它先是个人的、兴趣的，也是文化的一种具体化关注。作为时代神经与地理血脉的交汇，地域文学如今更要倡导超越，跨文化、跨文体、跨区域的融贯比较后的超越。就此，贵州省核心专家、评论家颜同林指出，“也许在北京，作家诗人们会认为这样的对话是没有必要的，也许对地域性的关注是贵州或‘外省’的一种宿命，但对于贵州文学及诗歌，地域性及乡土、民族性确乎是特色，也是一种优势”。我们要将深入发现、认识地域性作为前提，然后沉下来，用心比较，再“走”出去。

如何走出？徐必常、牧之、徐源、杨村等认为，写自己熟悉的人事和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地方，这是必须的，也是“记得住乡愁”之意，但更须加强理性认识，让作品进入一种比较视域，通过各类区域、地域内外的交流参照，达到出新出彩，同时又保有特色与地方性。写作更需要在扎根地域的同时，走出地域，对于认真前行的写作者，这意味着自我境界的丰富与提升要求。

西楚在发言中说，如何发现挖掘和整合地域及民族文化资源是写作者自觉的担当。谈文学与诗歌的地域性，是指一个及一种“时空”，是地域文学与地域诗歌而不是具体指地域诗人，对于写作，如果被动于地域和写作标签化，有时又会受到约束，我们不必为地域而地域表达，更好的写作态度是以地域为坐标，加强现代性观照，更多反思。

部分参会九零后诗人。吴宗舆以自己的体会认为，年轻人对“地域”的认识是模糊的，这从另个层面反映出当代“地球村”“全国化”大环境对“地方性”的大同式“覆盖”，也给说明新的时期“地方”如何避免遮蔽提出了新的问题。《山花》编辑宋素珍结合自己的写作与编辑体会，也认为年轻写作者对地域或是偏离，或是完全依赖，并且在表达上容易出同质化倾向。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学研究生兰静认为，文学的地域性是一个贯串古今的永恒主题，古诗词与地域的联系众所皆知，可以说，中国的地域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骨架。当然在写作者的自我进行中又是动态变化的，先以地域性为基础，更多包容性。就当下看，地域、乡土、民族文化作为主题或题材对于今人的古诗词写作是难度和挑战性的，需要我们努力探索。

会上，朱良德、王鹏鹏、游筑京、龙金永、马晓鸣、西水、韦忍、青戊、顾子溪、徐彩云、李金福、采薇、梅培源、聂洁、游万里、杨领等作家、诗人亦就各自创作与地方、与民族文化的体会进行了分享与交流。

赵卫峰在交流会上总结说，一国之文学与诗歌，本也包含着村镇、区县、省市等具体的地方板块或民族文化、城乡等要点，文学的多元与多样始终鲜活于具体，地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并非写作的唯一“主题”，也许，跨主题、跨题材更有拓展空间。而文学写作有时回避地域特征之类，其实是表层上的技术运用，是表达路径的自我选择。时间始终都在雅俗共赏地证明着，文学与诗歌的乡土表达、民族文化呈现及地方性叙事从来都不意味着过去时，它永远处于发现、再发现的更新中。尤其是传播态势发生巨大变化的当今，对地域文化经验的发现与挖掘始终是一种进行时。